明的传播，另一方面从来没有将自己的工作和自我角色神圣化。他早岁学习兰(荷兰)学，后又自修英文。他曾三次游历欧美，谙熟西方文物制度，一生致力于传播西方近代文明，共有六十余种著译，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学生，为日本近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他对学者的使命和局限有着清醒而明确的认识：“我不特别地急于证明我的原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如果它证明有效，很好，如果无效，那就很不幸。（但是）我无意对我的立场在遥远的将来可能产生的结果负责。”福泽既不夸大伟大人物的启蒙作用，也不强调政府的权威，而是强调全体民众的智力和“时代精神。”他既肯定启蒙者的工作，又肯定被启蒙者的能动。在他看来，文化英雄的作用不在于他们的才能超越了民众，而在于他们从民众的要求中汲取能量，汇聚成时代精神。



其实当时无论中国或日本，维新运动中的思想启蒙和政治操作都是两件迥然有别的事情，也是非常繁难的任务。这两项任务不应该也不能由一种人来同时承担。日本既有像吉田松荫、福泽渝吉这样杰出的思想启蒙家，也拥有像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这样优秀的政治家。而在中国，虽然也有像严复、黄遵宪这样专心于思想启蒙的人，

但他们的知名度远非上述人可比。思想启蒙的担子，责无旁贷在落到了康梁头上。



中国维新派也深知启蒙任务之重。在整个维新运动期间，他们开始也踏踏实实做了一些启蒙工作，创办报刊达30余种，对废八股、练军队，立宪法、设议院都提出了建议，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梁启超在《时务报》上所写的文章“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成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对于读者别有种魔力”。



然而，维新派并不甘心长期驻守在并不显赫的思想启蒙家位置上，更热衷于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到政治舞台上大展身手，为帝王之师，为治世能臣。他们并非高明的政治家，不擅长的事热心去做，而擅长的事情却又来不及去做。



历史老人太过心急，没有等到进行足够的思想启蒙，中国就到了非变法的地步不可了。甲午一役，中国惨败，部分士人引为奇耻大辱，遂奋起思有所变。群情激愤之下，危亡无日的恐惧导致变法运动的早产。变法准备的先天不足，与变法过程的后天失调，使一身二任的维新派勇气虽嘉，却于事无补，

诚如梁启超反思所谓“出世太早而已。”



百日维新，与悠悠数千载中国历史相比，犹如水滴之于江海。康有为当年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后来多“不幸而言中”，他的变法思想，仍不失为解救中国的另一种途径。他的努力虽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但他“忠实地设法免除人们的痛苦”，仍对近代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所幸在变法失败以后，梁启超幡然醒悟，激愤之下，要“挑战四万万群盲”，终于开始了艰难漫长的群众启蒙。此后的鲁迅、胡适、陈独秀……一支支如椽巨笔摧枯拉朽，涤污荡浊，振聋发聩，利用小说、报纸登高呐喊，把一点一滴的国家、民族及科学常识灌输给民众，中国的地平线出线了崭新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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