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知道究竟是政府为人民存在，还是人民为政府存在。”他认为，文明虽然是人类的唯一目标，但其路径可以是多元化的，因此具体到政治制度的选择上，“假如有利于国家的文明，政府的形式可以是君主的，也可以是共和的。”“美国的民主政府比中国的君主制更好，但墨西哥的共和制却比不上英国的君主制。”他于1899年初版的《自传》中富有远见地认为，中国要走向文明，必须推翻清政府，否则，再来100个李鸿章也无济于事，这事实上预言了孙中山领导的共和革命在中国环境下的合理性。



当康有为还陷在儒家的泥潭里左冲右突难以自拔时，福泽已早已超越了对日本文化本体的顽固坚持，将深邃辽远的目光投向了文明世界的未来。福泽谕吉年少时所受的是儒教或汉学的教育。但在接触洋学之后就对儒学产生了厌恶。于是作为儒家出身的他以这种特殊身份对儒学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批判。他指出孔子的全部政治哲学就是“事君”，治人与被治的三纲五常模式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偶然形成的，并不是人性中固有和普世的，它甚至不能与父母子女的关系相类比。孔子的学说完全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并非是放之四海的真理，一旦文明发展，将不可避免

地失效。儒生除了读书做官，退休后发牢骚外一无所成。他在1870年对儒家文化的批判，在中国迟到1910年才由胡适和陈独秀在中国进行，而这40年，恰恰是中国经历了最多的苦难和屈辱的40年。



福泽渝吉在日本引燃了熊熊燃烧的文明之火，康有为则只在茫茫中国点亮长夜之光。

社会环境的和个人秉性的不同，是决定康有为和福泽所走道路不同的根本原因。



福泽在回忆录中说，他最不喜欢的就是中国文人的虚伪。“他们宣讲四德：忠，孝，仁，义，然而一旦危机来临，就变成了胆小鬼。他们中有的人过着荒淫的生活，酗酒，作诗，热衷于书法。”因此，福泽决定不作诗，也不钻研书法。武士家庭的尚武精神和阳刚之气深深影响着福泽。他的家中甚至没有一件乐器，因为乐器被认为不符合武士精神的。他从不耻于做学士文人通常认为低贱的杂事和体力活，这和四体不勤的中国儒生完全不同，而更多表现出日本武士文化务实的特点。他是一个乐观的人，没有太多的感伤情绪和逃避态度。他宣称，他决心坚持自己，只按自己的原则做事，其余则笑骂由人，不喜不悲。他的子女赴

美国留学后，福泽在信中说，你们与其回国后成为苍白虚弱的学究，不如不学无术而身体健康。



正是这份健康平和的心态，使得福泽一生都积极但不狂热，满足但不自欺，从不怀恨抱怨，也不急于获得表扬，从而连续稳定地完成了日本民族的思想启蒙工作。这与康有为从早期的亢奋不已到后来的消极颓废，从狂热激烈到后期的进退失据对比深刻。康有为依然没能逃脱中国士人情绪化的悲剧。这种个人人格差异的表现，学人陆乃翔、陆登骙所著《康南海先生传》中对康有为总结得很精到：



“他每天戒杀生，而日日食肉；每天谈一夫一妇，而自己却因无子而娶妾；每天讲男女平等，而其本家之女子未尝独立；每天说人类平等，而自己却用男仆女奴。”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这是电视剧《走向共和》中屡试不举的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豪兴大发，意气风发地引用陆九渊这首诗自我总结。强烈的自信心，几近于自夸，是康有为最显著的性格特征。当是时也，他顾盼自雄、舍我其谁的劲头无可阻挡。自信之余，简直目空一切：“天生我

聪明才力过于常人，岂天之私我哉？令我为斯民计耳”。凭心而论，康的雄辩激情、满腹经纶常人实难以匹敌。梁启超就说过：“先生脑筋最敏，读一书，过目成诵，一事片言而决，凡事物之达于前者，立剖析之。”（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康有为的道德勇气来自于一种信念，他认为是上天给予他一种历史性的使命。这一点，他与生来就负有天命的孔子完全一样。在一首诗里，他甚至提到自己出生时，象很多帝王降生时的异兆之象：“大火赤流屋，子夜吾生始。”康有为这种惟我独尊的王者之气，好奇猛进的“教主”派头，后来连支持变法的一派大臣疆吏也看不下去了。康党变法既未得到留学生的直接参与，也未得到实力派李鸿章、张之洞的协调与合作。最致康梁一党非议四起，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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