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才干能力并不是两人治国差异的关键，那么是否因为慈禧被过多的权欲支配，贪图过多的权力和享受，才导致一叶障目、贻误国家？



在中国近代史上，慈禧太后一直以权欲熏心、穷奢极欲的形象骂名不绝。著名作家唐德刚甚至这样认为：“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



然而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在《慈禧外记》中说，象慈禧太后这样的历史人物，不能拿寻常的道德标准去评论。如果放眼与之同时代的人物，证以中国百姓之公论，则太后并非一残暴之君。他尤其提到一个有意思的观点：“不独此也，即英国近世，以争国家权力之故，其杀人之手段，亦难言乎仁道也。”



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同一时期的维多利亚女王的所作所为，就会明白这是较为公允的说法。



维多利亚女王留给人们的似乎一直是温文尔雅的形象，和不计得失甘当幕后英雄的淡泊宁静。事实上大错特错。维多利亚其实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她有时温柔善良，有时却强硬冷酷；她有时顺应时代潮流，有

时却又顽固地与之对抗；她对内尽量保持慈善大度，对外却贪得无厌支持殖民扩张……特别有一有机会，她便会毫不犹豫地去维护、巩固甚至企图扩大自己的王权，加强王权的专制。这时她便会把自由、民主、和谐这些名词抛到一边，而暴露出固执、任性、自私的一面。



作为英国的女王，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保持中立原本是应有之义。但几乎没有哪一位大臣敢斗胆谏要求她这么做。19世纪50年代后，随着英国两党制的成熟，党派斗争越来越激烈，没有哪位政治家不想拉拢君主而获得政治上的支持。即位初年，维多利亚女王就积极参与朝政，和首相墨尔本子爵拉姆(1779～1848)配合默契，倾向于辉格党人，与托利党人格格不入。1846年以后，女王坚决反对外交大臣帕默斯顿的对外政策，逼使帕默斯顿辞职。这些斗争把她自私专横的一面暴露无遗。在位后期，她转向保守党并同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结为至交，积极支持他的殖民侵略政策。为了扩张领土，女王政府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国际政治斗争的肮脏龌龊，使我们根本无法把这些手段和形容女王的“美丽、温柔、高贵”等美好的字眼联系起来。

这些手段是：阴谋、收买、强权、先下手为强、武力攻占。



它们很快就结出了累累“硕果”。1857年，英法两国争夺苏伊士运河的统治权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但是一场设计巧妙的阴谋使英国获得了苏伊士运河的控股权，法国只能自叹弗如，拱手相让；1858年，印度成为帝国王冠上的一颗闪亮的明珠。而维多利亚，一个远隔重洋的英国女王，竟然得意洋洋地做起了印度皇帝；即便是在她身患重病、奄奄一息的弥留之际，她最不放心的还是在南非进行殖民战争的侵略者们，她拖着病躯，用手势及书写的方式询问关于战争的一切细节……她作为大英帝国的君王的威仪获得了最充分的体现。



然而，1868年—1874年被维多利亚称为“骚乱不安”的五年。普法战争后，法国帝制的废除，共和国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国内激进的共和主义思想的发展，报刊上不断出现攻击王室、攻击君主政体的言论。作为君主制度的象征，女王成为各种自由主义激进分子攻击的鞭心，他们甚至提出了废除女王，成立工和国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本叫《她用此做什么》的小册子被印刷了上百万份到处流传。小册

子称女王每年有6万磅的年俸供其私用，而这一笔国会指定专用的钱被挪作它用，中饱了维多利亚的私囊。这种言论广泛流传，人们确信维多利亚女王侵吞了一笔数目可观的资产。有人公开宣称：“国君的礼仪职司实质上已经终止了！”言下之意就是要立即废除国王。



而自由党首相格拉斯顿的上台，更把脆弱的维多利亚逼向绝境之地。他居然准备接受查尔斯·狄尔克爵士入阁。这个家伙是个狂热的共和主义鼓吹者，他在英国要求废除君主政体，建立共和国，因为对王室的攻击他成为轰动全国的著名人物。女王怎么可能容忍这样一个反对自己的敌人进入内阁呢？而格拉斯顿也不愿意作出让步，双方僵持了近一个月。有人出来劝导女王说，如果她一意孤行，很可能会导致一场政局危机，而那时女王将成为全国舆论攻击的焦点。维多利亚这才不得不退让一步，只好讨价还价地对格拉斯顿说：“像狄尔克这样的人，只能从低级职位干起。”狄尔克最终只担任了外交大臣助理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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