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罢了。



　　垂拱四年(688年)，武则天有了亲自做皇帝的试探。那年一开春，她在神都洛阳立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的三庙，同时提出为她武氏的先人立庙祭祀。显然，立唐室李氏三庙，目的是欲立武氏的先庙。命令有司议论崇武氏先庙的室数，即为武氏建几代几室宗庙。司礼博士周悰已知武则天的真实用心，因为武则天不会不知道这个常识，明显另有用心。于是，奏言为武氏祖宗立七室，而同时减唐皇李家的祖庙为五室。如果按周悰的奏言办了，那文武大臣如果都同意，就意味着武氏代李氏，武则天可能在立庙祭祀时就要宣布称帝了。

但春官侍郎周大隐上奏劝止，他说：“礼，天子七庙，诸侯五庙，百王不易之义。今周悰别引浮议，广述异闻，直崇临时权仪，不依国家常度。皇太后亲承顾托，光显大猷，其崇先庙室应如诸侯之数，国家宗庙不应辄有变移。”[ 《资治通鉴》，卷204，垂拱四年正月甲子。]周大隐所言“周悰别引浮议，广述异闻”，不见其引述为何议何闻，实则武则天正需要有某些特别的“异闻”、“异兆”，供她制造做女皇帝的舆论。早在一年多前，雍州(陕西秦岭以北、铜山以南地区)有人报告：“新

丰县东南有山踊出”，随有小道消息：新丰县的山是一夜雷雨后，突然长出个三百尺高的山来，认为这是吉祥的兆头。武则天当时就想用这个“吉兆”造做女皇帝的舆论，因为突然长出山峰的那个县就不是一般的地方，而是汉高祖刘邦为他老子特设的一个县。所以，武则天下令改新丰县为庆山县，四方人士都纷纷表示祝贺。但有个江陵人俞文俊却上书说：突然长出山峰不是吉兆，而是凶兆，是地气不和所致，就如人气不和身上长出疣赘那样。之所以出现凶兆，是因为武则天“以女主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并警告她赶紧退位，不然将大祸临头[ 《资治通鉴》，卷203，垂拱二年九月。]。



　　武则天本想利用“吉兆”为做女皇帝造舆论，而俞文俊竟说这是“凶兆”，让她还政睿宗，老老实实躲到后宫“修德以答天谴”。这反映当时朝廷内外反对力量很强大，她要做女皇帝也非易事。不久，又发生了宰相刘祎之的案子，也是因让她退居后宫，还政李旦而起的。



　　刘祎之是武则天一手提拔的宰相，和裴炎不同。他是常州晋陵(治所在今江苏省常州市)人，父亲在贞观朝任著作郎、弘文馆

学士。刘祎之年少时即有学名，与孟利贞、高智周、郭正一被时人称为“刘、孟、高、郭”。为高宗、武后用为昭文文馆学士，再迁左史等职。因朝中旧官不为皇后所用，武后以召集著书为名，同与元万顷、高智周、郭正一等被召入禁宫，成为皇后培养的新人，称“北门学士”。后逐步升为朝议大夫、中书侍郎兼豫王会司马。因为他的姐姐是宫中的女官，武则天派他姐姐去看望荣国夫人，刘祎这也随去偷看，被流放。几年后武则天便把他召还，再升迁为校检中书侍郎等职。武后临朝，视之为亲信而重用，一直提拔到宰相的位子[ 《新唐书》，卷117，《刘祎之传》。]。尤其是裴炎因迫太后归政而被杀，朝中大臣不配合太后，武则天更重视“北门学士”出身的高官，以之为亲政中枢大臣。



　　正当武则天准备亲政做女皇帝时，作为心腹大臣的刘祎之也在背后议论武则天，让她归政睿宗。一次，他与凤阁舍人贾大隐说：“太后既废昏立明，安用临朝称制！不如返正，以安天下之心。”贾大隐把他的话私告太后，太后很不高兴，谓左右曰：“祎之我所引，乃复叛我！”恰在此时，有人向太后说，刘祎之接受归诚州都督孙万荣的贿赂，又与许敬宗的妾私通等不法等情

。太后就派肃州刺使王本立调查刘祎之，当王本立向刘祎之出示太后的敕令时，刘祎之竟傲慢地说：“不经风阁鸾台，何名为敕！”王本立见刘祎之用高官压他，拒绝承认武则天的敕令，只好向武皇太后说明。太后听说勃然大怒，原来自己提拔的刘祎之也如此看不起自己，骨子里也和顽固大臣一样，反对她是女人称制，本来并不想重办刘祎之，只想警告他一下。而她发现刘祎这心里是这样，竟拒绝不承认她下发的敕令，便把他逮捕入狱。李旦听说了这件事，便向太后求情，为刘祎之申说。武则天更为恼怒，联想到刘祎之曾是李旦的老师，认为他们之间又有别情，乃决心杀死刘祎之，于是下诏刘祎之“赐死于家”。



　　武则天从这一系列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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