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前，八大胡同三等妓院华清馆老板黄树卿、黄宛氏恶名昭彰：妓女杨翠兰怀孕4个月，被黄宛氏一棍子把胎打掉，还强迫她接客；妓女张义逃走，抓回后暴打一顿，人还没死就活埋了。


　　自混的妓女，挣的钱与老板对分后，还得打发伙计、跟妈、大师傅、更夫，还要付零食费、茶叶费、痰桶钱、香钱等给妓院。最终往往还是落得自卖自身。


　　在妓院内部的生态圈中，老板、领家、老鸨是妓院的主宰者；司账、跟妈、伙计、妓女是劳动者。营业项目细化得很，远远超过三陪”；计价方式也多种多样。嫖客是生态杠杆的另一端，他们有可能是任何有需求的男人，商人、学生、文人、政客、百姓。


　　顾颉刚回忆，1920年代初，北京高级的鱼翅席每桌才12元。而当时妓院花几十元就能买个终身幼女，买来开发利用。嫖娼费用从几角钱到一掷万金不等，开妓院一本万利。


　　前门外，白天是大栅栏的天下，晚上是八大胡同的天下。三教九流，鱼龙混杂，卖大力丸的、拉皮条的、卖香烟的、拉黄包车的

、说书的、卖唱的、打把式卖艺的纷至沓来。在八大胡同讨生活艰难异常。《侯宝林自传》中说：“我还在妓院里说过相声，那简直跟要饭的一样……”


　　八大胡同是藏污纳垢之地，罪犯、小偷、毒贩、骗子、赌徒无不钟情于此。但对于妓女来说，最可怕的还是警察和黑社会，被这些人敲诈、欺凌是家常便饭。


　　梅毒、淋病等“花柳四疫”在传播，八大胡同的厕所和街面贴满了包治百病的小广告。野史说清同治皇帝到八大胡同嫖娼得了梅毒，19岁就驾崩了。皇帝尚且如此，歧女就更不用说了。


　　妓女们的结局大概有这么几种：混成老鸨，赎身从良，混一天算一天。大多数妓女的结局是悲惨的，一旦年老色衰，生存就成为问题。


　　这个生物圈生态平衡的最基本功力是——钱和性。


　　徘徊在青楼间的灵魂


　　过去的中国不是礼教社会吗？“存天理，灭人欲”不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悲剧吗

？八大胡同的所作所为能被社会接受吗？当事者能逃得过良心的自责吗？八大胡同的生灵们的内心世界很值得探讨一番。


　　清末《北京醒世画报》报社地址就在樱桃斜街，与八大胡同为邻。画报笔者的道德观念并不僵化，不乏正义感和同情心。但细节处见精神：两个良家女孩在街上打闹砸了油瓶子，被画报笔者评为不端庄；而一位妓女戴了眼镜，画报笔者就觉得有“鱼目混珠”之嫌，侵犯了良家妇女的端庄专利。


　　当时人们大多具有人格分裂的思维特征：对人礼教，对非人就不必拘泥；此时此地此事礼教，彼时彼地彼事就不必拘泥。


　　先看政客


　　妓女等级依照男性社会等级而定，对北京妓女“行业标准”影响力最大的人，是权力体系中的老爷们。他们爱好文艺，高级妓女就一定得善于附庸风雅。


　　曾国藩家书中曾经两次提到京官八大胡同嫖娼被抓的事；徐珂《清稗类钞》记录清末士大夫风尚：“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清末京

官如不饮宴取乐，会被同侪讥为“生长僻县，世为农民。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


　　民国共和，达官贵人反倒更加肆无忌惮，毫不掩饰。八大胡同的主要嫖客是“两院一堂（参议院、众议院和京师大学堂）”的“人杰”。八大胡同成了正常社交场所，寓社交于性交，先相互埋单，后勾心斗角，妓女们反倒成了配角。


　　北洋军阀张勋和张宗昌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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