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大森里开了妓院,主力嫖客就是军政要人和大财阀。不少前任御厨在“大森里”做掌勺,吃花酒需要提前半月预订。
袁世凯为了当上皇帝,曾自行策划组织了几个劝进请愿团,“六君子请愿团”与“娼妓请愿团”赫然同列。最初小凤仙之邂逅蔡锷,有人说是袁世凯安排的,看来并非无中生有。台湾作家高阳描写袁世凯与曹锟贿选,小说题目即是《八大胡同》。位高至民国大总统、“洪宪皇帝”的人都如此善于以妓女开创历史,能独善其身的官员还能有几人?段祺瑞不吸鸦片,不逛胡同,仅仅如此,就被许多人真心奉为出类拔萃的好人。
再看一部分
“有志青年”
《冯玉祥自传》中记载,他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去八大胡同是出席答谢宴会,主人设席石头胡同。席间到处莺歌燕语,婉转娇啼,豪杰冯玉祥自言“简直待不住了”,离席而去。嗣后感慨:“历年以来,我所结识的有志气有血性的朋友,不知有多少,平常谈起话来,多是壮志凌云,激昂慷慨……你叫四个姑娘,我叫八个姑娘。要这样,才能显得感情特别好。造成了风气,大家见惯,不以为怪。”
冯玉祥对八大胡同深恶痛绝,为诸多迷失在胡同里的前血性青年痛心疾首。在另一章节中他提到了一位叫李六庚的老先生。这位先生每天早上提着一面锣,到八大胡同去打六更,嚷着说:“你们这些青年革命者还不醒醒吗,国家马上就要完了!”有时大白天里,他老先生打着灯笼,在大街上跑来跑去,眼泪汪汪地告诉别人:“我找人!我成天看不见人,这地方尽是鬼!”后来李老先生竟因此精神失常,忧愤而死。
相较政客、愤青,文人在此,就显得所得太薄,憨拙滑稽。《蔡元培文集》:“两院一堂、探艳团、某某公寓之赌窟、捧坤角、浮艳剧评花丛趣事策源地
”。文人们嫖妓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博得名士风采,相互记录,引为逸事。学知识太苦太慢,锻炼魏晋风骨简便有趣——此时妓女又成了文化用品。
看看郁达夫吧。1920年代,他在《街灯》、《寒宵》、《祈愿》等多篇文字里提到“北京的银弟”。在《南行杂记》他写到:“若硬要找出一点好处来,只有她的娇小的年纪和她的尚不十分腐化的童心。”看起来郁达夫之嫖还是很有人情味的。1924年底,郁达夫发表小说《秋柳》,畸颓之气荡然。受到广泛批评后,他坦承自己失败了:“原来妓女和唱戏的伶人,是一种艺术品,愈会作假,愈会骗人,愈见得她们的妙处”。如此这般,玩“艺术品”才是真心,银弟如果为他动过真心,受到的该是何等伤害?
嫖客和妓女
妓女们的内心世界又是如何呢?老舍1935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代表作《月牙儿》可以参考一下:“因为接触的男子很多了,我根本已忘了什么是爱。我爱的是我自己,及至我已爱不了自己,我爱别人干什么呢?但是打算出嫁,我得假装说我爱,说我愿意跟他一辈子。我对好几个人
都这样说了,还起了誓;没人接受。在钱的管领下,人都很精明。嫖不如偷,对,偷省钱。我要是不要钱,管保人人说爱我。”
尽管是文学作品,但《月牙儿》心理描写的真实性恐怕要超过某些妓女自我的描摹。好吃懒做,虚伪麻木,势利无情——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妓女,人性的扭曲是不可避免的。
从已有资料看,嫖娼的最大主力——商人的心灵描摹是缺席的。是没人记录他们,还是他们自己疏于表达,值得玩味。
以上的各种心灵搅拌在一起,就产生一系列或许该叫作“青楼文化”的东西。“青楼文化”的特征是:逻辑们相互矛盾,认真遵循任何一个逻辑,都会与另一个同样厉害的逻辑发生冲突。难得糊涂,逢场作戏,何必当真,又何必当假。只有规矩,没有是非。
嫖客与嫖客之间,并不引以为同类。《京华春梦录》称:“若茶室以次,则自郐以下,高人君子所不屑道。”
嫖客与妓女之间,时而赤裸裸地锱铢必较;时而又必须遵
守“恩爱”仪式,只靠钱还不行。绝大多数时间是嫖客玩弄女性,但有时妓女似乎也玩弄嫖客。胡同有没有真爱情?据说一个叫谢蝶仙的八大胡同妓女曾为林琴南忧闷而死,不知是真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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