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玄宗天宝年间考取进士，但仕途上一直不得意，近三十年后，即唐德宗建中初年，仍在汴宋节度使兼汴州刺史李勉麾下做幕职，同僚多是新进后生，视他为迟暮老朽，他亦灰心，常称病居家，只有一位姓韦的巡官，堪称知交。某日，已近半夜，韦巡官突然叩门甚急，韩翃出见，惊问何事？韦满脸喜色向他祝贺：“您被除授为驾部郎中知制诰了！”驾部郎中是从五品的司一级京官，属于可以穿绯服佩银鱼的高级官员，知制诰则是为皇帝草拟诏敕的机要秘书，在一般人眼里，绝对是仰慕不已的亲近之职。远在汴州啃冷猪头的韩翃，哪会相信有这等好事，所以当即对韦巡官说：“必无此事，定误矣。”韦巡官进屋说，这是我刚看“留邸报状”（即邸报）得知的。报上说，知制诰缺员，中书省推选了两个人，送进履历后，皇上一个也没圈出。中书省便递了个报告，请皇上自己决定人选。皇上的批复是：“与韩翃。”中书省查看官员名录，现任官员中有两个韩翃，一是江淮刺史，一是汴州刺史部下的幕职，搞不清皇上给哪一个，便又将两个韩翃的履历送进去。皇上的批复是：“‘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与此韩翃。”说完，韦巡官问：“这不就是您写的诗吗？”韩翃说：“

对。”这才确信不会搞错了。第二天早晨，李勉和僚属都上门来向他祝贺（《本事诗》、《异闻集》等）。



　　可以设想，这条消息原载于中书门下发布的朝报时，很可能就是除授韩驾部郎中知制诰一句话，为防止误会，至多在韩翃姓名前加上其现任职务（韩当时在中央的挂名职务是从六品的驾部员外郎）。但是汴宋道驻京办事处人员去中书门下抄录朝报时，听见了这段当时已在该部门传为美谈的轶闻，因为这位即将走红的笔杆子是他们所属单位的人，所以在这一段消息中，增添了这段曲折。像这种消息采编上较之朝报中更有特色的邸报，往往也会被京朝官员传抄，这大概就是后人常用“邸报”一词概括所有抄报的缘故。



　　从宋代起，“誊报天下”的抄报都要经过中央的新闻检查，事关信息安全和舆论导向



　　宋朝比唐朝更重视中央与地方的信息交流，除节镇诸州外，各军、监、场务、转运司等更次一级的地方机关，都在京师设置办事处，其后为加强管理，又设置了一个“都进奏院”，等于是联合办事处，其长官则由中央任命。故北宋的抄报，改由总汇上

行下行信息的都进奏院编纂，《宋史·刘奉世传》说：“进奏院每五日具定本报状上枢密院，然后传之四方。”宋代的枢密院，近似唐之中书门下，所以都进奏院编好抄报后先经枢密院审定，再让京朝诸司和各地驻京进奏官传抄，即“传之四方”，其传报系统可以说同唐朝差不多，但是增加了一道枢密院审查大样的手续，则体现出中央对“机关内参”的管理较唐代加强了。而且五日出版一次，也显得比唐代逐日出版要谨慎，《宋史·职官志》上尚有“月以事状录付院，誊报天下”的讲法，可知还有过每月发报的情况。但是到了南宋，又有变化，《建炎以来朝野类要》卷四称:“朝报，日出事宜了，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因知此时的编报工作，改由级别更高的门下省承担，仍经宰执审定，再交都进奏院“出版”。可能是南宋先后与金朝、蒙元对峙和战的缘故，军事外交方面的活动十分频繁，因而出报也由五日一刊改为每日出刊了。



　　明代的上下行信息汇总机构，是位居“大九卿”之一的通政司，“出纳王命，为朝廷之喉舌；宣传下情，广朝廷之聪明”（《菽园杂记》卷九），职掌比宋代的银台司（皇宫收发室）更重要，抄

报即由这个设在午门外的机关编纂。清代初年的抄报系统，沿袭明制，后来雍正帝搞了一个提升皇权的军机处，传报的枢纽也随之转移到设在皇宫内的军机处，但编发抄报的具体工作，则归通政司及附属都察院的六科主持。和唐宋相比，明清抄报的“新闻检查”大权，已经由中书、枢密提升到皇帝本人，什么消息“概行发钞，与众阅看”、“俾众其知之”，什么消息“不应抄传”或“非奉旨，邸报不许抄传”，都由皇帝决定。如《东华录》里记有一则故事：雍正二年（1724）七月初，江南提督高其位上奏，道是当地原先闹蝗灾，后来飞来许多乌鸦，把蝗虫全吃光了，现在庄稼长势喜人，丰收在望。会拍马屁的大学士张鹏翮等人建议将高其位的奏折登载在抄报上，并宣付史馆，以此彰显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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