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
他把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勃泥等15国列为“不征诸夷”,并载诸《祖训》,以防“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明太祖对误将怀良亲王当成日本国王,遣使往答而使者遭其拘留二载始遣返一事,一直不能忘怀。
他敕令中书省曰:“今日本蔑弃礼法,慢我使臣,乱自内作,其能久乎。”要求中书省移书将其意告谕怀良亲王,“使其改过自新,转祸为福。”至洪武十六年(1383 年),又以“通谋胡惟庸”为借口,断绝与怀良亲王的朝贡关系。此事据说起于“明州备倭指挥林贤,以罪流日本。惟庸将为乱,遣人取贤回,就借精兵四百,与僧如瑶来献巨烛,中藏火药、兵器,意在图乱。事觉,磔贤于市,而绝其贡。”
有关此事的真伪,在史学界颇有争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认为:“从当时怀良亲王对明朝所抱的强硬态度和日本人民从弘安以来培养起来的冒险精神来推测,是很有可能的。”另一位日本学者秋山谦藏亦持同样看法:“这事在《明太祖实录》中虽未见记载,然当时正值明建国创业之际,而
日本国内亦正纷乱,因此发生这种事,虽程度有别,但并非不可能。”但有的中国学者却认为:“胡惟庸的罪名,名目繁多。朱元璋在他身上除了罗织谋逆、僭越等罪之外,再来一条林贤通倭和如瑶诈贡之类的故事,是有其政治需要的。因为这样加重罪名之后,使胡案株连更广,可以此为据打击更多他所要打击的对象。”
无论这些看法如何,明太祖毕竟是以此为借口,终止了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同时,改变了原先寄希望于日本方面抑制倭寇侵扰的消极做法,转而实行加强海防,积极防御倭寇的政策。他于洪武十七年(1384年)正月,命令信国公汤和巡视浙江、福建沿海城池,筑登、莱至浙沿海59 城,以防御倭寇骚扰。洪武二十年(1387年)三月,又命令江夏侯周德兴往福建,以福、兴、漳、泉四府民户三丁取一,为沿海卫所戍兵,其原置军卫非要害之所即移置之。周德兴至福建后,则按籍抽兵。相视要害可为城守之处,具图以进。另选丁壮15000余人,筑城16,增置巡检司45,分隶诸卫,以防御倭寇。
二明成祖继位后,遵循明太祖的遗绪,对海外诸国仍实行羁縻政策,鼓励他们派遣使者入明朝贡。明成祖告谕礼部大臣说
:“太祖高皇帝时,诸番国遣使来朝,一皆遇之以诚。其以土物来市易者,悉听其便;或有不知避忌而误干宪条,皆宽宥之,以怀远人。今四海一家,正当广示无外,诸国有输诚来贡者听。尔其谕之,使明知朕意。”此时在日本,室町将军义满已成功解决了南北朝合并问题,辞去征夷大将军职务,升任太政大臣;而后再辞去太政大臣,退出公职,基本完成了九州地区的征霸事业,实际上已成为最高的政治权力人物。他正急于寻求建立与明朝的朝贡贸易关系,以解决国内财源枯竭的问题。
据说在建文三年(1401年),义满就在博多一位名叫肥富的商人的劝说下,派遣该商人和自己的亲信僧人祖阿为使者,携带国书和贡品,入明进行过朝贡。永乐元年(1403年),义满又遣天龙寺僧人坚中圭密为使入明朝贡。与此同时,明成祖亦命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僧录司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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