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出航的伊豫屋某1艘；由京都出航的茶屋四郎次郎1艘、角仓与一1艘、伏见屋某1艘。这些船分别航行到吕宋、澳门、安南、东京、占城、柬埔寨、六坤和大泥等地。
1600年德川家康通过关原战争确立在日本的统治地位后，也极力鼓励和发展这种“朱印船”制度，在1607年至少有23艘日本船在从事海外贸易，博多商人最后成为这种贸易的主要拥有者，但朱印船也有属于各大名、政府官员、在日本的外国侨民，甚至宫廷女子所有或承包。这些朱印船最常去的地方是印度支那，在那里他们可以买到由中国商船载运出去的大量中国生丝和丝织品。
据统计，他们在这些地方购买的中国生丝有时高达14—20万斤，占日本正常年份进口生丝总量的50～70％。因此，月港开禁后，日本商人就很少再到中国沿海贸易。此时的中日贸易，差不多已成了仅有中国商
人载运货物到日本的单向贸易。德川家康毕竟是一位重视对外贸易的封建领主，他始终没有放弃恢复对明朝贸易的努力。他“或者通过明朝商人，或者以琉球王、朝鲜为中介，频繁地对明朝进行活动。”
1606年，萨摩的岛津义久曾致书琉球王尚宁说:“中华与日本不通商船者，三十余年于今矣。我将军(德川家康) 忧之之余，欲使家久与贵国相谈，而年年来商舶于贵国，而大明与日本商贾，通货财之有无。”德川家康还命本多正纯和长谷川藤广分别写信，托到日本贸易的应天府商人周性如带给福建总督陈子贞。本多正纯在信中说，家康素有与明朝和平通好之意，请于明年福建商船开来长崎时，秉承明帝的旨意，送来勘合，果能如此，则在秋季信风起后，必派使船一艘赴明。
长谷川藤广在信中亦说，如明朝发给勘合，自己当亲任专使前往明朝，重修两国旧好，年年往返船只，互相交易。但明朝并无予以答复。尽管如此，德川家康仍一再鼓励明朝商人到日本贸易，给予他们各种优惠和安全保护。
据说在1610年底，德川家康曾邀请一位犯禁到日本贸易的明朝商人到他的静冈城堡，给了他一张准许自由进入日
本的朱印状，答应保护其航行安全及在日本的贸易活动。这种朱印状是颁发给日本本国商人作为到国外贸易的特许状，写明商船到达的目的地，并盖有朱色关防。它一般仅发给日本船主，德川家康将之送给中国商人，显然是鼓励他们到日本贸易。明朝对日本实行的海禁政策，实际至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就已名存实亡，这从福建巡抚陈子贞的《海防条议》中可以看出:“近奸民以贩日本之利倍于吕宋，夤缘所在官司，擅给票引，任意开洋，高桅巨舶，络绎倭国，将来沟通接济之害始不可言。”
自此之后至明亡的30多年里，到日本贸易的明朝商船数一直在增多。1611年8月，据长崎奉行长谷川藤广到江户报告，这年开到长崎的外国船只共有80余艘，其中有不少是明朝商船；1612年7月25日，明朝商船和从吕宋返航的日本商船共26艘，同时开进长崎港；1613年6月5日，有漳州商船6艘开到长崎，26日又有2艘，载糖开到长崎；1615年3月6日，又有漳州商船载运大量的砂糖开到纪伊的浦津。至于日本本国到东南亚一带贸易的朱印船，却因1635年幕府禁止日本人到海外和要求在海外的日本人回国而被完全停止，到1639年日本实施“锁国政策”
，禁止除中国和荷兰以外的外商到日本贸易时，到日本贸易的明朝商船数量反而急遽增多。据记载，在3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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