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让我们想象一下传统中国社会的男人，那我们想到的多半是一个面目清秀、脸色苍白、弱不禁风、只知吟诵诗书的读书人的形象；当然，这并不是说以前的男人都是吟风弄月的读书人——实际上，读书人终是少数；但他们是传统社会里的精英，是为其时的主流价值观所推许的男人，因此他们的形象也就自然成了当时男人的一种“理想型”。倘让我们再想象一下传统中国社会的女人，那我们首先想到的多半就是女人的一双小脚了。

只知吟风弄月的弱不禁风的读书人与缠过足的同样弱不禁风的女人，他们在气质上何其相似！翻开其他民族的历史画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男人就不是这般弱不禁风的姿态；女人虽往往不免亦有娇怯之态，然而却还不至于要把一双脚缠成残废来增加这种娇怯。于是，我们不免便会有这样的疑问：几千年来，中华文明是如何塑造出了这样的男人与这样的女人的呢？这样的男人与这样的女人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关联呢？

可以想见的是，女人的形态是由文化来塑造的，文化的形态是由士大夫阶层来塑造的。士大夫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统治阶层的主体；而且，由于他们是社会文化的主要承载者，传统文化主要就是由他们来继承、创

造和发展的；士大夫是体现文化统一性的阶层，所以，要想理解女人的命运，就必须去理解创造传统文化的士大夫阶层的特质；要理解士大夫阶层，就必须理解他们的身份和处境。

在士大夫阶层的萌生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士人们享受着后世难以想象的自由。君可择臣，臣亦可择君；富贵骄人，贫贱亦可骄人。这时的士人有“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1〕的自由，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2〕的硬气。

一旦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不管是汉唐宋元还是明清，士人们的处境就不比列国时代了。海内一统，万民慑服；在大一统的专制政治下，士人们的政治命运就完全取决于拥有绝对权力的最高政治权威——皇帝。而皇帝需要的是奴才和弄臣，因此只有才德而无奴性的士人就很难得到重用了。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列国时期，买主不止一家，士人们自可待价而沽；至天下一统，买主就此一家，士人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面对高高在上的皇帝，士人们动辄得咎，只有小心翼翼、诚惶诚恐地侍候着。虽然有些朝代（比如宋朝）士人的境况似乎比较理想，但士人们也不过是算较安全地帮闲罢了。多数时候，

士人们会逐渐蜕化为循吏；法重心骇，威尊命贱，他们在恣睢的君权面前变得奄奄一息，而终于渐渐地丧失了活力，只剩下僵尸的腐气。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士大夫阶层对君权的长期依赖，士大夫们实际上是充当了君王仆役的角色；他们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只能依附于君王生存。他们的这种对君王的依附角色颇似男权社会中女性充当的依附于男性的角色。实际上，士大夫们往往也的确是以君王妾妇的角色自居的；因此，中国的士大夫们长期以来一直具有一种女性气质——士大夫阶层被女性化了——充当着妾妇角色，有着女性化的审美趣味，遵从与女德相似的士大夫伦理。因此，士大夫的女性气质本质上反映的就是士大夫阶层在政治等级秩序中的依从地位。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士大夫是依附于君王的；只有为君王所用，他们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一旦为君王所弃，他们就毫无用武之地。士大夫个人的浮沉往往完全取决于君王个人的好恶，而君王的喜好又常是反复无常的，因此士大夫们常常是患得患失——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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