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下，中国的士大夫们很早就有一种妾妇自拟的心理。这种心理虽然鲜有人直接道出，却常常不自觉的流露在文学作品中。

翻开中国文学史，最早以妾妇自拟的大约要数屈原了。在《离骚》中，屈原自比美人香草，其哀怨彷徨之态绝类妾妇。有些诗句，如“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完全是一副不得宠的妃嫔的口气。屈原与楚王同宗，身为贵族而尚且如此，后世没有贵族身份的士人对王权的依赖就更大了。李白虽多慷慨豪迈之作，但亦有《妾薄命》、《长门怨》等；为什么阿娇一个薄命的帝妃能激起诗人如许多的感慨呢？自然也是借此感叹自己的不遇。杜甫笔下“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3〕的佳人，以及白居易笔下“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4〕的琵琶女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诗人自己的影子。而张籍在《节妇吟》中干脆就把自己比作“妾”：“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诗庄词媚”，在词中，士人的女性情怀表现得更为充分。婉约派的词人且不说，即便是豪放派的如苏轼、辛弃疾，亦多有婉约之作，其数量也不比豪放之作少。苏、辛在宦

途都不算很得意，有幽怨之意也可以理解；而一旦此种幽怨的情怀为一代一代士人所继承、积累，它就渐渐演化为一种心理积淀，逐渐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优柔哀怨的具有女性气质的士人文化。浸润于此文化之中的士人从小就会接受为君王尽妾妇之道的文化暗示，并慢慢形成一种幽怨的心理定势；即便圣眷方隆，也不能保证哪一天是否会“宠极爱还歇，妒深情却疏”〔5〕。谭献《复堂诗话》评纳兰性德、项鸿祚的词说：“以成容若之贵，项莲生之富，而填词皆幽艳哀断，异曲同工，所谓别有怀抱者也。”“别有怀抱”恐怕未必；项鸿祚《忆云词·自序》云：“生幼有愁癖，故其情艳而苦，其感于物也郁而深。”所谓“幼有愁癖”大约就是由于“自束发学填词”而受这种文化积淀影响甚深的缘故；倘项鸿祚自幼不诵诗书，大约就不会“幼有愁癖”了。

妾妇自拟的长期心理积淀，使士大夫们渐渐在心理上具有一种女性认同的趋势——认同于女性的角色；这种角色认同使士大夫们在审美上也倾向于认同女性的美——一种柔弱娇婉的美。士大夫们将这种美理想化，并以这种美的标准来衡量自身。在这种美的标准下，“手无缚鸡之力”不是缺点，而恰恰倒是士人的高贵优雅处。这样，中国文

化对女性与对男性的审美标准趋于一致，都以柔媚为美。于是士大夫们也就渐渐地崇尚起女性化的容貌来。

容貌上的女性化——至少是崇尚女性化似乎也是“古已有之”。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中说宋玉“体貌闲丽”。到了魏晋六朝时，士族出身的士人崇尚清谈，以柔弱为美的倾向便发展起来了。《世说新语·容止》曰：“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刘孝标注引《魏略》曰：“晏性自喜，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不管何晏是天生面白还是喜欢搽粉，至少都说明其时是以妖丽为美。至明清，士人的女性化已非常普遍。这种审美趣味在小说中表现得非常充分。比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完全是一副女儿体态。再如《品花宝鉴》中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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