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卒无功，缠足之风并未消减，而竟终于一直持续到新文明的引进。

关于缠足的原因，人们的解释通常有以下几种：男女有别；区分贵贱；保持种族遗风；取悦男子；约束女性；易守贞操〔9〕。我们倘若仔细分析一下，便会发现，其实后五个理由都有些似是而非。“区分贵贱”也许的确是缠足的功能之一，但功能分析不能代替因果分析，因为可以用来区分贵贱的方法很多，问题是为什么产生了缠足这种方法。缠足的产生远在金元以前，“保持种族遗风”最多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决不是缠足产生的深层原因。“取悦男子”并不能算什么原因，只有在盛行以缠足为美观念的社会，女子才能以缠足来取悦男子——倘在现在，恐怕就没人愿娶小脚婆娘了；而我们要解释的正是缠足为美的观念是如何形成的。缠足之风是由上层阶级兴起的，一般来说，上层阶级礼法森严，女性即便不缠足，深宅大院里的行动也是少有自由的；而下层妇女由于不能脱离劳动，足也不能缠到严重妨碍行动的地步，因此，“约束女性”之说理由也不充分。至于“维护贞操”说也过于表面化，儒家伦理虽然看重贞操，却也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10〕的一条孝道准则。宣扬“饿死事极小，失节

事极大”的程颐就反对女子缠足〔11〕。缠足不过是脚上裹布，靠缠足何尝就能保证女子的贞节。所以，缠足的最根本的原因恐怕是为了“男女有别”——男人不能和女人一个样，没有差别也要创造差别。

毫无疑问，缠足是性别压迫的典型表现，是男权社会的产物。然而，在迈入现代社会之前，在几乎所有“文明”民族的文化中，女性都是第二性，都是依附于、屈从于男性世界的；但别的民族却并未如我们一般发明缠足。这说明我们的文化的确有不同于其他各种文化的特性。由于男权社会的文化主要是由男性建构的，因此，缠足的虽是女人，根子却在男人身上。一个特别欣赏缠足的民族，其男性必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男性的独特秉性，才能使这种缠足文化持续近千年之久。

缠足之风兴于宋，而有宋一代是一个士大夫政治臻于极致的朝代，同时也是一个积弱的朝代。自宋立国以至亡国，边患不断。宋代皇帝优待士人，而士人大多除了讲讲施仁政的大道理外，何尝有什么平复蛮夷的良方。“外王”不成，这使妾妇自拟的士大夫们越发显得无力。然而，士大夫们即便柔弱，在自己的妾妇——第二性面前也得显出强大来；否则，倘两个性别一般柔弱，便不

合乎“男女有别”的法则，男性的优势便无从体现。但要在女性化的士大夫与真正的女性之间制造出差别来，却只有两种方法：一是士大夫自身变得勇武一些，二是女性变得更柔弱一些。第一种方法需要士大夫改变自身，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士大夫文化崇尚的本就是贞静、柔顺、雅致、婉约。孔子会驾车，会射箭，然而竟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12〕言下很不以之为荣。既是鄙事，士大夫们自不屑为之，因此，士大夫们不但无能，而且也不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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