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反而责备我们从贼！你那些公卿将帅们该如何处置？”皇帝大怒，把她杀了。这位妇人如能写诗，大概也会写出一首好诗来的——然而这就更加危险。

另一条理由，是“妇人识字多诲淫”(归有园：《麈谈》)。最典型的一个例证，据说是崔莺莺。在唐代，对女人的贞操看得并不那么重，公主再嫁的达二十三人，而且嫁过三次的达四人。但是，到了宋、元，女人的处女膜成了身份证。检查女子是否处女，已经成了一种职业。有的地方还有结婚后又因为处女膜的问题而退回娘家的风俗。于是，莺莺的“酬简”，就成为有关男子汉利益的大问题。评论家追根求源，莺莺所以失身，全由她的能诗。如果她不知诗，断不能与张生酬韵，更不会写出“待月西厢下”那样的“淫诗”。“妇人知文，即此可鉴”。清代了，袁枚收了几十个写诗的女弟子，而且公然出了一本《随园女弟子诗选》，这无疑是典型的“自由化”，于是章实斋写出大批判文字说：“近有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征刻诗稿，标榜声名，无复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闺娃，妇学不修，岂有真才可取？……人心世道，大可忧也。”他认为，做诗是妓女辈的事，“良家闺阁，内言且不可闻阃外，

唱酬此言，何为而至耶？”

站在他们的立场看问题，章实斋们的担心，并不是无穴来风。少数民族的青年男女谈情说爱，那重要工具之一，确是情诗——只不过她们唱而不写，把情诗称为山歌。公卿士绅们不会找她们做妾侍，因而这还罢了。严重的是确有不少诸如红叶题诗之类的事情发生：被禁锢在宫中的宫女把抒发宫怨的诗句写在大梧叶上，让流水飘走宫外，被秀才拾得，于是也题诗叶上，泛于波中，一来一往，这位秀才竟同宫女谈起恋爱来。这类故事，老百姓看来是“佳话”，皇帝看来却未必佳：什么把题诗宫女赐给秀才之类的大团圆结局，只是小百姓的痴心妄想。别说把他那一百二十四位后妃弄走一个，即使要同他那数以千计的宫婢中的一位传书递简，也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的。

写到这里，大概对为什么学写诗、能写诗就意味着无德，总算是有点眉目了。

中国，不，准确点说，应当是封建主义的中国，其中一个相当顽固的特点就是理论脱离实际。

就拿那位标准淑女薛宝钗来说，她是一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理论宣传者。她关于作诗写

字并非你我分内之事的一席话，竟把黛玉这位封建叛逆者几乎征服了，可见如果让她写起《论女子无才便是德》来，无论如何也要比当年《学习与批判》的文章富于说服力，说不定还会得优秀论文奖的。但是，妙也妙在：薛宝钗本人不仅识字，而且博学多识；不仅会写诗，而且在海棠社里常常夺魁，比诗社里唯一的男子宝玉强多了。如果挖得更深一些，这位淑女又还曾经有过对宝玉一闪念的爱恋之情——这一点，用“狠斗私心一闪念”的精神来对待，宝钗是足以开一次“讲用会”的。薛宝钗尚且如此，可见从“无才”中求“德”之难，之矛盾不可调和。

那位大骂袁枚鼓励女人作诗的章实斋这番话似乎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分明矛盾的现象。他说：“古之贤女，贵有才也。前人有云‘女子无才便是德’者，非恶才也，正谓小有才而不知学，乃为矜饰鹜名，转不如村妪田妪不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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