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他对我说了很多话


　　唐山大地震后，关押在此的犯人第一次开始有了放风的待遇，虽然每次只有半个小时，但这已足以让原本二十四小时不见天日的犯人们心满意足。蓝天、白云、金灿灿的向日葵、绿色的小草……这些在旁人看来再普通不过的物件，在我哥眼里全都美丽无比。每次放风，我哥都会眼睛一刻不停地扫射四周每一分每一寸。突然有一天，我哥在放风庭院的一个墙角的砖壁上看到一行小字：小弟，对不起!“小弟”是我哥的小名，除了家人，只有蛐蛐儿这么叫他。我哥环顾四周，他明明知道自己不可能看到蛐蛐儿的踪影，但他还是下意识地想寻找蛐蛐儿的蛛丝马迹。他想告诉蛐蛐儿，他并不怪他。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在2009年夏将近40摄氏度高温的天气里，走进了蛐蛐儿现在的家。没有看到空调，一台嗡嗡作响的破电扇摇摆着脑袋吐着热风。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保姆陪伴蛐蛐儿住在这套至多不会超过五十平方米老旧灰暗的居室里，蛐蛐儿臃肿肥硕的身躯一看就是常年坐轮椅或卧床不活动造成的。他的脑子还是相当清醒的，但那木讷的表情和迟缓的动作

却像一个患了痴呆症的老人。当年那个令多少女孩子着迷的风流才子的英俊潇洒，在他身上再也找不到一丝一毫的痕迹。


　　我将买来的水果和我主编的1-4期《江南》放在他身旁，问他：你还记得我吗?我猜想他是要思索回忆一下的，没想到他立马脱口而出：袁敏怎么会不记得呢?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久远的记忆像潮水一样呼啸而来。


　　我问他：你能看书吗?他说：能。我又问他：能写东西吗?沉默了大约几十秒钟，他说：能。


　　我告诉他，我正在给《收获》杂志写关于“总理遗言”的回忆文章，我还告诉他，《江南》有一个栏目叫“第一见证”，专门刊登一些亲历亲为的重大历史事件，我也希望他作为“总理遗言”的第一当事人，给这个栏目写一点真实的文字。我希望我和他能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反映一段共同的历史，这样也许会更客观、更公正、更全面。他没有拒绝。


　　一个星期以后我给他打电话，问他写了没有。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才说：没有。是不想写还是写不动?

半晌，他才又说：写不动。我有点着急：身体不好吗?没有。那为什么?他没有回答，电话里却传来沉重的呼吸声。我也不说话，听着他的呼吸声像触摸到他的心跳。几分钟后他用很低沉的声音说：不想写。


　　我默默地握着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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