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缺欠？他的人格的尊严是不是被减杀？他应当受人的轻看不？（3）一个男子若娶一个曾被污辱的女子，他的人格是不是被减杀？应否受轻看？”


　　面对这样直接并没有余地的问题，胡适的回答也一点不含糊：“（1）女子为强暴所污，不必自杀。我们男子夜行，遇有强盗，他用手枪指着你，叫你把银钱戒指拿下来送给他。你手无寸铁，只好依着他吩咐。这算不得懦怯。女子被污，平心想来，与此无异。都只是一种‘害之中取小’。不过世人不肯平心着想，故妄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谬说。（2）这个失身的女子的贞操并没有损失。平心而论，他（她）损失了什么？不过是生理上，肢体上一点变态罢了。正如我们无意中砍伤了一只手指，或是被毒蛇咬了一口，或是被汽车撞伤了一根骨根。社会上的人应该怜惜他，不应该轻视他。（3）娶一个被污了的女子，与娶一个‘处女’，究竟有什么分别？若有人敢打破这种‘处女迷信’，我们应该敬重他。”胡适的这种直面回答，实在开明而现代，应该是道德观念上的大进步。在论述中，不仅说理恰当，而且比譬富有说服力，就在今天，胡适的论述仍颇有参考价值。仅就高一涵此事而言，胡适是在面对自己朋

友的作为时，表达并实践自己的学说。从实际效果看去，确实给人以新思想的启迪和新道德的尊严。


　　后来胡适在上海中国公学当校长，高一涵也去该校任教，协助其工作。胡适离去后，高一涵没有回北京，而选择了在南方从政。这段时间，他先后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两湖监察使、甘宁青监察使、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后，他曾任职于南京大学，担任教授、政治系主任、法学院院长等，还先后任南京市监察委员，江苏省司法厅厅长、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除任各种职务之外，高一涵还以《新青年》时期的前辈身份，写出一些回忆文章。当然，与胡适的关系，此时已经非常敏感了，所以高一涵主要写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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