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改装后，才飞到8500米。张爱萍接到报告说，那好，我也去坐坐那架飞机。向他汇报的北京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恽前程就说，“你不能上去。”因为总参的副总长、核试验委员会的主任上飞机试验，要报军委批准。张爱萍说:“我不上去，我怎么知道你们究竟行不行啊？”张爱萍叫恽前程不要上报，但恽前程不敢做主，还是上报了。吴法宪说:“他要上去，你就陪他上去吧。要好好检查飞机，保证安全。”就这样，他穿了一件棉军大衣，坐在了领航员的位置上，要飞行员指给他看高度表。在8500米高度上飞了一圈，飞行员问:“还要不要再转一圈？”他说:“你们需要转就转吧。”在这个时候，他把自己放在了普通一兵的位置，一切从工作出发，一点也不摆什么臭架子。这次飞下来，他对恽前程说，我心里踏实了。


　　他自己亲临一线，对别人也就相当严格。“东风-5号”发射前，检验部门说，油路上像是有个阴影。这是要负责任的，于是起了争执。张爱萍说先去搞清楚。结果，七机部的一位副部长亲自爬进发动机舱里，折腾了好几天，检查出一根鞋带。不要小看一根鞋带，如果堵住油路，后果是什么不堪设想。鞋带怎么进去的，接着查。原来是有个装

配人员丢了鞋带。张爱萍发话，以后进装配车间，统统把鞋带解下来。这样的规定，据说到现在还在执行。


　　到了1964年9月，中央开始考虑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机了。当时有为国庆献礼的说法，周恩来说等送走参加国庆庆典的外宾之后再说。


　　1964年9月25日上午，张爱萍、刘西尧等向聂帅汇报了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准备工作进展情况，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决策。9月27日，张爱萍和刘西尧返回基地，当天下午即向基地全体参试人员传达了中央专委第九次会议精神。也就在当天晚上，张爱萍在他帐篷门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响”字。


　　10月4日，正式试验用的“596-1”原子弹装置全部运至马兰试验基地的主控站装配工房，作为备份的“596-2”原子弹装置，则放在乌鲁木齐的专列上待命。张爱萍考虑到罗布泊试验场区的早期规划是苏联帮着搞的，对这个地区相当熟悉，便命令运输组当即想办法隐蔽核弹专列。当时，试验场区人来车往，昼夜不停地布置着各种效应物，一百米高的铁塔已经树起来了，明摆着要有重大的行动。

所以，临试验之前，专列又从乌鲁木齐转移到了内蒙古额济纳的东风基地，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酒泉基地。专列在基地东部的古日乃苏木(碱厂)掩蔽起来。


　　10月9日，原子弹试验委员会根据试验场区的天气预报，建议将正式试验的时间定在10月15日至20日之间。10日凌晨3点，张爱萍签署了一份试验准备工作情况及试验时间建议的书面报告，仅派李旭阁一个人飞往北京，呈送给周恩来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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