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的《日本书纪私记》就有过这样的推测：“日本国，自大唐东去万余里，日出东方，升于扶余，故云日本。古者谓之倭国，但‘倭’意未详，或曰取‘我’之音，汉人所名之字也。”可能当时旅行中国的日本人称自己的国土为“”(wagakuni意即“我国”)，“wa”与“倭”相近，华夏的史官便以“倭”称日本，可以聊备一说。“倭”字不见甲骨文，似为两周时新出之字，《说文》释为形声字，有“顺”之意。“倭”字其实也是“右文”字，其本字当为“委”，《说文》释“委”为“随”，“顺”、“随”同义。《汉书》称日人“岁时来献见”，恪守当时的外交礼仪，不逾分际。《魏志·倭人传》也记载日人主“敬”，描写其“下户与大人相逢道路，逡巡入草；传辞说事，或蹲或跪，两手据地，为之恭敬。对应声曰噫，比如然诺。”可见当时阶级差等之间，以“恭敬”相安。


　　日本岛上从弥生时代以来，小邦众多，《汉书》和《魏志》都记载有百余国之多，其中较强大的有三十余国联盟体“邪马台”国(约57-247)，全盛期由女王卑弥呼统治。“邪马台”的日语古音为“Yamato”，《日本书纪私记》对此亦提出解释：“通云‘山迹’

，山谓之‘耶麻’，迹谓之‘止’。……是以栖山往来，故多踪迹，故曰“耶麻止”。又古语谓居住为‘止’，住于山也。”如前所述，日本在汉字传入之前，已有话语，后来用汉字作为书面表记流行，只要同音，即可使用，初不在乎其字本义。所以来自大陆的“邪马台”也好，源于本土的“夜麻登”(《古事记》)、“夜摩苔”(《日本书纪》)、“耶麻止”(《日本书纪私记》)也好，所指为同一物事，只是表记符号不同而已。此外在表意上，除了“山迹”、“山止”之外，尚有“山门”、“山处”等多种表记，其后一字的发音皆为“to”，都表示邪马台国旁山筑城而得名。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日人似乎接受“倭”或者“邪马台”等为其国名，一直到飞鸟时代(592-694)，在全面接受汉字、了解字义褒贬之后，国名称呼才有所改动。


　　飞鸟时代的第三十三代推古天皇(593-628在位)和圣德太子朝廷，开始有计划、有规模并且比较完整地引进隋唐典章制度，以及儒释道文化，通过完善官制(排定“冠位十二阶”)和构筑官方意识形态(制定“宪法十七条”)，组建朝廷集权统一国家。到第三十六代孝德天皇(645-654在位)推行“大

化改新”，改革“国郡制”，进一步强化“律令制”，并完善冠位、礼法、户籍、土地、税收等制度，对外利用朝鲜半岛诸国纷争的局面，出兵干涉，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663年的“白村江战役”，飞鸟朝廷投入42,000兵士和800余艘船舶，在朝鲜半岛洋面和大唐、新罗联军作战。对比当时唐、罗联军的12,000兵士和170余艘船舶，可见倭军兵力强盛。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飞鸟朝廷开始滋生与中国分庭抗礼的意识，其最初的标志性事件为推古天皇十五年(607，即隋大业三年)，日本使节小野妹子出使隋朝，携带圣德太子起草的国书，其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引起外交风波，隋炀帝指示：“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当时隋朝陷于出兵朝鲜半岛的战争，国力大衰，使东亚诸国的势力平衡发生变化。圣德太子精于汉籍，以“日没”喻隋朝，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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