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日本是今日中国的鲜明参照：在极度自负和自卑中摇摆，渴望被承认。
《日本第一》是一九七九年的出版物，将“日本人论”推向了一个高峰。在三十年的时间里，世界看到了日本戏剧性变化。一开始，它是战败之国，到处是残垣断瓦，空气里飘荡着没落与衰退，美国将军麦克阿瑟像是再造的英雄，日本人以崇敬的目光注视着占领者美国人。
接着，日本人发现自己的恭敬并没有得到对方的回馈。他们听到了麦克阿瑟在国会上的轻篾模拟：“以现代文明的标准衡量，与我们四十五岁的成熟相比，他们还像是十二岁的孩子”，这几乎是打在他们脸上的响亮耳光。他们也听到了欧洲与美国对于“日本制造”的看法——只是廉价品的代名词。
但是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日本不再是孩子，而是一个新的经济超级大国。当首相池田勇人一九六零年宣布“所得倍增”计划时，没人能想到不到十年，它就实现了，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也没人能想到，日本的汽车与电子产品，
开始涌入西方市场。
此刻的日本，就像明治维新的另一个翻版。在十九世纪的三十年的变革之后，日本从一个被迫打开口岸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可以击败西方国家的亚洲国家——沙俄帝国不管怎么脆弱，它也是白人的欧洲国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日本，弥漫着对日本人与日本社会特殊性的论调。它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要归咎于日本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它与西方，是群体和谐与个人主义的对应，是思维中重视主观直觉对理性推论，是重视调解对热衷诉讼……总之，日本是独特的，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
二战后的气氛改变了，那时日本一心希望变成西方的翻版，希望依靠他们的价值观改变了自己。此刻的气氛，更像是一九三零年代，那时整个日本陶醉于“大和魂”，为自己的与不同欢欣鼓舞。
标榜自己与众不同的“日本人论”，到了一九九零年代初，不再有人谈了。势不可挡的日本扩张力量，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而暂时终止了。那些曾经被西方人与日本人自己津津乐道的终身雇佣
制、集体精神、服从意识，开始被视作过时之物。
战败—复兴—破灭，在这起伏跌宕的变化中，日本人的性格得到了再好不过的展现。它像是个剧烈的钟摆，在极度自负和自卑中摇摆。是自卑还是自负，完全取决于外界的判断——比它更强大的外界力量。那本《日本第一》，之所以让日本人狂喜的，是因为它是一位哈佛大学教授撰写的。
种种历史与社会形态，造就了日本人的性格。它是单一的岛屿民族，具有天然封闭性。但其中一点或许至关重要。以集体取代自我，造成了自我发展的不成熟，欠缺自我的价值观与主张。这使他容易依赖外界的判断，倾向于服从权威。从对天皇体制的效忠，到对战胜国美国的崇拜，这其中似乎没有任何障碍。
此刻的中国，不也正充斥着一股“中国第一”的气氛吗？北京奥运会的成功，正让一种新的“中国特殊论”涌现。极权式的集体主义或许更适合中国，政治高压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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