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与他的作品有着别样的厚重感。


　　1935年，曹禺先生创作《雷雨》、《日出》，这标志着中国话剧文学的成熟（引自《中国现代戏剧史稿》<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随后，《原野》问世。《北京人》写毕，曹禺先生的编剧生涯达到顶峰，时年不过30岁。由此可见，曹禺先生是一位非常早慧敏感的人，这与他出身封建官僚家庭、幼年丧母等都有着莫大的关系。曹禺的《雷雨》正写于在清华园与日后第一任妻子、大家闺秀郑秀热恋之时，浓烈的爱情，无疑是创作的灵感源泉。


　　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中国人文思潮活跃，剧坛更涌现出无数名家名作，像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田汉的《秋声赋》、夏衍的《上海屋檐下》、宋之的的《雾重庆》等等，然，当今依旧在中国剧场上演的，仅有老舍与曹禺两人的剧作。老舍的戏，得益于首都北京的先天环境，京腔京韵，富有浓郁的燕赵民风，同时，其《茶馆》又得焦菊隐导演及于是之、郑榕、蓝天野等老一辈“北京人艺”演员精彩的二度创作，成为中国话剧演出的不朽经典。很难说，《茶馆》拿给南方的剧团演出，也能散发出

如“北京人艺”版一般的魅力，但《雷雨》、《日出》、《原野》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江南江北，老少皆宜。


　　曹禺的戏剧能够在舞台上存活半个多世纪，足以证明它的不凡之处。我在青年时代，也曾经“反叛”过，不认同曹禺的独特性，认为他的剧作模仿痕迹太重，易卜生的《群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大雷雨》、拉辛的《费德尔》、奥尼尔的《琼斯皇》、契诃夫的《三姐妹》……都在曹禺剧作中打下明显的烙印。而今，在戏剧界浸淫十余年后，我终于发现，曹禺先生的戏尽管有着鲜明西方经典戏剧名著痕迹，却洋溢着中国式的情怀，曹禺以西方的方式说着中国的人情世故，使中国的话剧呈现出有别于传统戏曲的深刻的反思性。


　　我们知道，中国早期话剧，选择“易卜生主义”，是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进而忽视了话剧这个舶来品的艺术本体美。尽管有“爱美剧运动”等数次企图提升话剧审美特性的运动，但均告以失败。在舞台美学的体现上，戏曲已经登峰造极，而传统戏大部分剧目，过于娱乐性，迎合中国大众的乐感文化，显然不合当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宜。话剧引入中国，当时的文

化人看重的更是它的醒世作用。曹禺的戏，无疑是在审美性和思想性上结合得最为出色的。


　　《雷雨》遵从“三一律”，高难度的“锁闭式”结构，戏剧性无处不在，悬念、突转等元素运用自如，结构紧凑、机巧，一环扣一环，时刻不让观众松懈。尽管《雷雨》剧情涉及“乱伦”这一古希腊悲剧常见主题，但中国青年观众仍然愿意看，也愿意演，是因为剧本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识，表达他们的心声。从另一方面来说，曹禺从童年起便跟着继母到处看戏，深谙中国观众的审美心理———喜看传奇，“乱伦”在一定程度上也吸引了观众的注意曹禺剧作具有深刻的批判性


　　在曹禺同时代的剧作家中，夏衍、田汉、宋之的皆擅长写知识分子，夏衍的《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田汉的《秋声赋》、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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