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自个儿足够勤奋，但还是衣不裹腹，这不能说不是社会的责任。如果到了要饿死的分上，他去偷、去抢，恐怕我们也不能完全归罪于他。既然水泊梁山的好汉不是因为要饿死才造反，一旦他的仇怨所在得以疏通，作为一个大宋良民经济上的诱惑就要起作用了，最后也就跟着宋江接受了招安。

　　

　　在《儒林外史》上有一段介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事，一个五，六岁的小孩，未婚夫短命夭折，他爹就把她关到房子里活活饿死，饿得孩子凄厉的喊“爸爸，给我点东西吃吧。”当妈妈的更是发了疯，可是她老爸毫不动心。其实，在古代，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而丢失性命是一种虚伪的社会哲学。当然，宋江不是傻子，他谋取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宋朝经济的繁荣是不会使人产生绝望心理的，他完全有理由带领弟兄们走回主流社会。

　　

　　不管哪个社会，落草为寇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有谁天生就是一个贼胚子。现实生活中，不论人们怎样美化一些善举、一些大义，一个即将饿死的人有权用任何手段获得当下的食物维持生命。宋朝的士人虽然在程朱理学的熏陶之下，十分看重义理，可对于那些不通文墨

的普通老百姓就另当别论了。决定是否进行殊死斗争的并不是高深的道义，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生活，一旦有机会重新步入正常社会，他们是不会把自己的前途押在一场不可预见结果的“革命”中的。一旦自己的冤情得以伸张，自己的罪孽能被宽恕，他们还是很愿意回到以往不须提心吊胆的日子的。这种不彻底性根源于他们的经济基础，根源于他们的生活状况。宋江上梁山以前的小日子过得很滋润，因此才有余力仗义疏财，收买人心。宋江在梁山上也衣食无忧，但根据当时的实力悬殊的现实，依靠自己这点微不足道的力量，他是很难推翻大宋朝廷的，如果那样的话，他也不想时刻背负着”乱臣贼子”的精神十字架。

　　

　　马克思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其实中国的人民是很温顺的，但中国历史问题老是农民问题，因为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每个朝代末期民不聊生到极点时，人民就会起义，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像黄仁宇所说的“潜水艇夹心面包”，最上层的官僚阶层，最下层的劳苦大众，一般情况下相互隔绝，唯一的通道是中间的科举制度，知识分子可以在中间上下穿梭起到粘合作用，但数量稀少。当下层实在无法生活、濒临绝望时才会反抗，他们很

少提出”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之类的口号，从陈胜、吴广的“苟富贵，毋相忘”到黄巢的“均平”大将军到钟相、杨幺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以及后世洪秀全提出的“无处不均匀，无人不温饱”，核心都是围绕经济上的平等问题。这里暂不说平等与不平等在社会进步中的意义。事实上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朝代，它的各种成就在中国历史上都达到了当时世界叹为观止的高度——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除外)。经济上尤其如此。也因为宋朝的经济如此发达，我国的人口才在宋朝有史以来第一次达到上亿人次。某种程度上，商品经济的繁荣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依据林文勋老师的理论，我国商品经济的第一个高峰在春秋到秦汉时期，被叫作“盐铁时代”；第二个高峰期是在唐宋时代，被叫作“茶盐时代”；明清时期是第三个高峰期被叫作“粮棉时代”。从这些称谓我们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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