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大国崛起；全民共识；世界趋势

 

自央视播出《大国崛起》以来，世界近现代史上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关注。但国家兴衰问题极其复杂，对该问题的探讨也绝不会有最终的结论。下面我想着重从三个方面来讲讲这个问题。

 

一、全国或全民族在如何实现富强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国家富强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的共识比较容易达成，最难达成的共识是用什么办法来实现富强；而全国或全民族达成如何富强的共识，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必备条件。近代以来的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包括我国）的历史证明，要在强国手段上形成共识绝非易事；而如果在这方面不能达成共识，则一切都无从谈起。

 

这里讲的共识，不是每个人都同意，那是做不到的，只能是大部分人同意，或者是统治阶级中的大部分人同意。就西方国家来说，近代以来向外扩张是形成某种共识的结果，但他们的共识是在共同的生活环境中形成的，几乎不需要什么具体的宣传教育；当他们的综合国力达到一定程度时，从事海外贸易、海外殖民只是他们原有生活方式的一种自然的延伸。然而对后起的现代化国家来说，如何达成实现国家富强的共识，一般都需要经过极其激烈的斗争，而且通过斗争真正能达成共识的国家也不多。在这些国家中，革命和改革都具有从上而下的特点（即使是看起来是从下而上的革命，其革命目标也有一个从上往下贯彻的过程），所以这里关键性的一点是必须首先在革命或改革的领导层中形成共识，其次，革命者或改革者还需要向普通百姓宣传，讲道理，让他们了解革命或改革的必要性及如何进行革命或改革的道理。千万不要以为自己的主张总是代表着国家或民族的利益，因此普通百姓自然会接受自己的思想，这是近代以来亚非拉国家许多政党和政府的一个误区。这些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动力是由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激发出来的，对现代化的追求开始时不是自发地产生自民间，而是首先出现在最早与西方人或与西方科学技术接触的那些阶层中。但如果这些人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追求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十有八九他们会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因为普通百姓还不理解为什么要从事自己所不熟悉的事业。特别是，首先追求现代化的那些阶级或阶层总要在其中夹带形形色色的私利，造成人心涣散，政治动荡。总的说来，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国家并不多，这也是为什么当今世界上现代化比较成功的国家并不多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以说，在西方国家之后发展得比较成功的国家，都是通过斗争或辩论，能在富强的手段上较好地达成共识的国家，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韩国都是这样，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也是这样。这里，共识的形成并不是形形色色的意见都综合成某种统一的意见，这是不可能的。正常的过程是：一个国家在面临重大的历史转折时会出现某种强烈的新思潮，它会以革命或改革的方式来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并提出旗帜鲜明的主张，虽然各种反对的或批评的声音依然存在，但它会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就我国来看，远的不说，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就足以表明，关于改革的手段和途径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实际上无法制止，邓小平同志提倡不争论只是为了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消耗，但这其中改革思潮始终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所以，从那以来的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实际上都是就某些重大问题达成共识的结果，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新的共识。这里，共识的内容不是要不要改革开放，而是如何改革开放。

 

从理论上讲，发展中国家各阶层的居民都知道发展的重要性，但为什么有许多国家总是无法形成发展手段的共识？这是因为各个强大的利益集团在作祟，20世纪初我国的北洋军阀混战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表面上各强大的利益集团都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实际上它们总是把集团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近代以来很多国家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发展不善的国家，往往与这种情况持续存在有关。

 

所以，发展手段的共识的形成，首先有待于统治集团中某种占支配地位的意见的形成，这是关键。其次，这种共识必须为广大百姓所拥护。百姓拥护不拥护，往往意味着统治集团中所达成的共识是不是真正体现了国家的利益。当然，在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还有几个问题是改革者或革命者始终要面对的：

 

1．对广大百姓来说，革命或改革的光辉远景固然重要，但也必须让他们时时刻刻感受到自己的生活和政治地位在得到实实在在的改善；也就是说在改革或革命的过程中必须使他们得到实惠，由此把他们引导到总的追求目标中来。为了追求共同的目标，百姓在一段时间内是愿意勒紧裤腰带的，但若在太长的时间内见不到新的希望，他们对革命或改革的支持就会减弱。近代以来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有改革或“革命”失败的经历，顽固派过于强大固然是其主要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改革派或革命派本身造成的：他们不仅未能改善普通百姓的生活，还往往增加了他们的负担。近代土耳其历史上曾有过称之为“郁金香时代”的改革（1718—1730年），这期间上层阶级纷纷效法西方的生活方式，结果是“过度的奢靡引来了过度的暴力，郁金香时代的辉煌在动乱中熄灭了”⑴（p.304），主持改革的大维齐达马特·易卜拉欣及其他一些官员都被绞杀。

 

2．在革命或改革时期，特别是在其初期，所谓“共识”不一定是通过“全民公决”之类的举措来形成的。实际上即使采取了全民公决，也不一定真正能反映国家和民族的追求，因为大多数尚未走出农业社会的居民很难理解少数精英所追求的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目标。比如，我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很多人只可能想到这会在较短时期内有效地增强我们的国力并改善自己的生活，但实际上他们不知道所谓现代化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当时，对西方或日本的现代化有所了解的人非常少，真实的了解只有亲身体会才会形成。1978年10月，时为副总理的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他在考察日本的汽车工厂时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⑵邓小平同志对现代化比一般人都熟悉得多，他年轻时就熟悉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变化，现在他又亲眼看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或科技革命带来的变化，他比一般人都站得高、看得远，对现代化的真实了解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从这里也可看出，在现代化的初期，少数精英的主张无形中代表一个国家的追求，他们的决策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在一段历史时期的命运。这样讲是否与我们前面的主张有矛盾，即把百姓拥护不拥护看成统治集团中所达成的共识是否真正体现了国家利益的标准？这种情况确实值得我们注意：希特勒取得政权与当时德国百姓的狂热分不开，19世纪末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也与西方普通群众受殖民主义者的煽动分不开；但是如果统治集团的一项政策（共识）得不到百姓的支持，政策再好也没有用，因为现代化是一项需要普通劳动人民全身心投入的事业。简言之：某种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共识可能是错误的或反动的，会使一个国家误人歧途；但如果没有群众支持，革命派或改革派将会一事无成。

 

3．共识的形成，往往是各主要政治力量的某种妥协的过程。像国际关系领域一样，没有妥协是不会有共识的。在这里，求同存异同样适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共同目标，一个国家内部各主要政治力量能不能在互相妥协的基础上团结在起来，并通过合法的手段来争取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个现代国家有没有生命力的重要标志。

 

最后，还必须强调一下，近代以来各种形式的革命，其实都是为了通过强制性手段取得如何进行现代化的共识；当然，不同的阶级、阶层或在革命中或在革命成功后或多或少要追求自己的私利，但比较成功的革命总是会把这种追求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时时不忘国家的整体利益，总是把现代化的总目标放在首位。

 

二、共识必须反映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或新趋势

 

上面的讨论说明，共识就是在发展与发展的手段上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但绝不是说，一个国家只要取得了共识，就一定能够繁荣富强，各法西斯国家的覆灭足以说明这一点。所以，近代以来世界上大国崛起的第二条经验，是一个国家形成的共识必须反映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或新趋势，这是决定这个国家能否真正崛起的另一个关键因素。

 

上面的讨论还说明，所有共识开始时可能只是一部分精英的看法，他们通过各种宣传让大家接受自己的主张，形成共同的追求目标，但其本质，至少开始是依然是一部分精英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精英们的看法是否具有科学性是决定一个国家发展或不发展或畸形发展的关键因素。

 

也就是说，要使共识反映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甚至最新趋势，是一件闲难的事情，因为人们往往不知道这种趋势是什么。一个执政党或政府必须在以下两条道路中作出选择：老老实实跟在先进国家后面爬行，比较安全平稳，但难以有所创造；有所创新，走一条别人未走过的或未尝试过的道路，肯定会充满艰难和风险，而且当初的追求者恐怕难以准确地预见其最终结果或者其中会出现的种种遭遇。15世纪初，葡萄牙的一个王子亨利（也译为“恩里克”，1394—1460年）离开里斯本的皇宫来到该国最南端的一个叫萨格里什的小村子，在那里建立航海学校，招引各方人才，向西非海岸派出一支支的探险队。他去世时，他派I斗I的船队来到了塞拉利昂海岸。很长时间里，他的举动被国内很多人视为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就是在整个欧洲，当时也没有哪个国家的统治者致力于这么一项前途和收益不明的浩大工程，但正是这种不被很多人看好的事业，为不久后葡萄牙建立帝国奠定了基础⑶。亨利王子是不是预测到葡萄牙要成为一个帝国才这么做的？他真的想通过自己的行动来使这个小小的、当时不到100万人口的国家一跃而成为欧洲的强国吗？我觉得即使他有这种追求，也只能是一个模糊的预感。英国的海上霸权的建立似乎也是在不经意间完成的，到后来才刻意加以维护。16世纪里西班牙人控制着大西洋和西地中海，对那时的欧洲人来说，这大体相当于控制了世界的海洋。这时英国人面临某种窘境：一方面，宗教改革后来自西班牙的威胁日益增加；另一方面，在百年战争结束后，他们对欧洲大陆的影响已相当有限。由于西班牙对英国的威胁主要来自海上，所以他们必须大力筹办海军。英国人几乎是在“白手起家”的情况下发展自己的海军的，开始时目的只在于阻止西班牙的侵略，1588年他们终于侥幸地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但正是这一胜利，为此后几百年间英国控制海洋奠定了基础。

 

当然，这不是说，各大国的崛起开始时都缺乏最终目标的追求，崛起只是某种权宜之计的结果。美国人控制海洋通常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年）的海权理论联系在一起，但这是不是意味着近代后期或现代强国的兴起都是按某种计划行动的结果？德国、日本及俄国的崛起似乎都是这样，都是通过一整套改革政策才使自己强大起来。但这里仍然有一个所选定的发展目标是否科学的问题，日本学者森岛通夫在论及日本成功的经验时说道：“为了应付来自庞大的中华帝国的压力，日本建立起了一个有效而强大的政治，同时也在人民中间激起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感情……”，但这种民族主义精神是“非理性的、魔术般的、巫术般的。这对日本人来说是个悲剧。”⑷（p.57）也就是说，明治维新以后近半个世纪中日本的成功不是真正的成功，或者说是一种畸形的成功，德国一度也是这样。德国也好，日本也好，它们在崛起后的遭遇并非完全符合当初改革者的设想，因为他们绝不可能设想失败、投降及各大城市被炸成焦土。从这种意义上讲，不管是近代还是现当代，要发现一条专门属于自己的强国之路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说，15世纪以来控制海洋是强国的关键，二战以来控制天空是关键；那么2l世纪强国的关键是什么，是控制太空还是更好地控制和使用海洋？必须明白，这些结论和设想都是基于对过去的历史的理解，即使到今天我们对这个世界未来的预测还仍然很粗浅。比如，这次世界金融危机并没有被多少人预测到，至于金融危机后这个世界将如何发展更是充满变数。现在已经有不少学者和政治家在预测最近的将来世界上什么产业将成为带头产业的问题。有的认为低碳经济将会兴起，有的认为最有前途的应该是与环保、能源相关的产业，或叫新能源产业。这些也许都是对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已明确提出要让新能源产业带动美国经济复苏⑸。但新能源产业就是现在人们所知道的太阳能、水能、风能或潮汐能等等自然力的利用吗？未来的世界肯定会按照现在的预测来发展吗？鉴于历史过程的极端复杂性，我认为还不如把这个问题看得神秘一点。人类行为所造成的许多后果都不是事先预测到的，而是无形中造成的客观后果。对未来的预测，需要科学态度，特别需要谨慎的态度，因为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还很不完整。

 

美国是通过研究制海权来追求海洋霸权的，但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在今天的发展都是事先仔细设计的结果？恐怕不是这样，因为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初期，美国都在避免卷入战争，它卷入战争是有无奈之处，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只是为了捞取胜利果实。有一部分政客可能有这种打算，但这少数政客根本没有能力轻易地让美国人同意参战，那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记得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诸如《知识就是力量》之类的刊物就在讲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后来有的人说2l世纪是原子能的世纪，有的说是计算机的世纪，等等。实际上，每一门学科的科学家一般只能预测自己所属学科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出现的发展趋势，但他不可能预测各学科的共同发展所造成的总趋势，我们也不应该要求他们有这种能力，对这种总趋势的预测还是需要有关学者或政治家通过多方面的材料来把握。由于一个追求现代化的政府在制订计划时需要对这个世界的发展有比较清晰的理解，所以对世界发展总趋势的判断，一般总是由政治家来拍板。为了使这种判断具有最大的科学性并不断地对它进行修正，一个现代化导向的政府应该鼓励科学家和学者对各种可能的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并提出自己的建议。这里，如果历史能提供什么经验的话，那就是：最大的问题恐怕是有远见的少数人的意见很容易被忽视或被排斥，特别是当这种意见不能给同时代的人带来太多的利益的时候；那些似乎能给一代人带来最大经济利益的办法或预测最容易受到欢迎，但这可能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事情。

 

三、不张扬但始终如一地致力于自己的目标

 

本文想讨论的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第三条经验，是必须坚持不懈地朝着既定目标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张扬，不要冒进，把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国内的基本问题上。最理想的情况是：某一天，当一个国家不得不放弃不张扬的国策时，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是不可撼动的了。16世纪初葡萄牙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帝国，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似乎在一夜之间控制了欧洲到世界各大洲的航线，这些都是长期苦心经营的结果。英国有历史家讲到，1588年英国人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这场胜利是“极其侥幸的”，此后“伊丽莎白一世再也没有将整个舰队投入战斗”⑹（p.291）。

 

美国长期以来实行孤立主义政策，19世纪20年代它提出了门罗主义，但当时并不意味着美国开始追求扩张。美国的政治家长期来信守华盛顿于1796年9月17日发表的《告别演说》。他这样告诫国人：“同胞们，我请求你们相信我，一个自由的民族应该经常地警惕外来势力的种种阴谋，因为历史与经验证明外来势力是共和政府最有害的敌人之一。但是有效的戒备必须是公正的，否则它就会为它本应避免的那种影响所利用，而不是防御的手段。过分偏爱某一个外国，过分讨厌另一个外国，使那些被鼓动的人只看见一个方面的危险，会掩盖甚至本质上支持了另一势力的诡计。”在我看来，美国长期信守孤立主义原则，虽然与它的地理位置有关，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还在于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又是长期存在两种制度和多种文化的国家，这些情况使美国国内存在种种严重的且不易解决的矛盾，如奴隶制问题、南北分裂问题、种族问题等等。华盛顿所关心的首先是这些问题，国家分裂也是他的《告别演说》关注的焦点之一。他这样谆谆告诫国人：“极为重要的是，你们应该正确地估计国家的团结对你们集体和个人幸福的巨大价值……要义正词严地反对可能分裂国家的任何企图。”⑺（pp.803~804）他的担心在半个多世纪后成了现实，可见问题的严重性。我们设想一下，如果美国不解决或不缓和这些国内矛盾就向外扩张，其后果将会如何？19世纪末，美国开始出现打破孤立主义的主张，马汉的海权理论和1898年的美西战争都是这方面的表现。但这并非意味着美国完全放弃了孤立主义，它迟迟不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固然有坐收渔翁之利之嫌，但坚守孤立主义传统的作用也不容否定。关于罗斯福总统通过牺牲珍珠港来唤起美国人参战精神的传言，说明了当时要美国人赞成向法西斯宣战有多么困难。

 

相反的例子是德国和日本，它们在羽翼未丰时就向强大的霸权挑战，到头来都是铩翅而归。当然，许多历史家会提出许多理由来说明这两个国家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地挑战强大的对手，但从本文的角度来看，其过分张扬不也正是法西斯或军国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拼命建造军舰，希望与英国一比高低，这成为英国与德国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⑻（p904）。但当战争到来时，德国最高统帅部居然尚未认真考虑过战争爆发时他们的海军应该干点什么。这就是说，连战争的发动者也对自己的海军没有信心（如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海军打败了英国海军，那战争将可能有另一种后果）。如果不是军国主义在作怪，哪个国家会这样草率地发动战争!

 

不张扬，当然不是对外部的问题不过问，在当今的世界上不与外界交往是行不通的。这里，有两点经验很重要：

 

1．对国际事务，要广泛参与但要量力而行。这是因为：

 

一方面，要在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取得主动权，应该有一流的综合国力，历史上，超出自己国力的努力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回报。二战前的几十年间，美国已渐渐成长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法等国曾希望美国多多承担“国际责任”，但一战结束后，美国看捞不到太多的好处，就依然坚守自己的“孤立主义”去了。它暗中扩大自己的势力，如在中国问题上提出“门户开放”，但未为欧洲列强分担什么“国际责任”。在国际关系中，道义的力量是比较有限的。1999年美国轰炸机“误炸”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他们为什么不误炸俄罗斯的大使馆？还不是因为我们的军事力量比较有限吗!近代以来，凡大国或强国崛起，总是要打破原有的世界格局并形成新的世界体系。到现在为止已先后出现过四个公认的世界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每个体系都是通过一场大战或几场大战而形成的。希望中国的崛起能够避免历史的重演，但即使相信从今以后世界新格局的形成都将采用和平的手段，我们还是有必要非常谨慎、非常小心地应付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冲突。总之，先处理好自己国内的问题，尽量避开各种各样的“国际责任”，这应该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的基本国策。

 

另一方面，大大小小的霸权（世界的、地区的）在为自己带来利益的同时，也确实带来了负担，历史文献中经常出现的所渭“白人的负担”指的就是这个。也就是说，维护霸权需要有强大的国力来支撑。古代有所谓的罗马式和平，当代有所谓的美国式和平，这种和平对所命名的国家来说也意味着巨大的“责任”或“花费”。当前，一些老外希望我国多多承担“国际责任”，中国人如果昏了头脑，正好上当。这其实就是“捧杀”，是一种古老的战略，看看春秋时吴国与越国的关系就知道了。在今年4月初举行的“G20”伦敦峰会上，中国与会被媒体称为峰会的“最大的亮点”。峰会后不久，有人顺势创造出“中美国”一词，并呼吁召开“G2”首脑峰会，还有的媒体则宣称世界正在“走向美中两强独霸时代”。对于这种“捧杀”的策略，中国人应该高度警惕⑼。

 

2．坚守自己的底线。孤立主义也好，韬光养晦也好，都不是说要无原则地退让，而是要坚守自己的底线。底线是随着国力的增强而逐渐发生变化的，但无论如何变化，底线总有其基本内容，那就是自己的领土、领海、领空，或简言之自己的主权不受侵犯，自己的公民，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内，其生命和财产安全都应该得到有效保护。在某些情况下，主权的某些方面会有变通的时候，但变通是为了更好地捍卫主权。在捍卫自己的核心利益或最基本的利益时毫不含糊，这是所有大国成长时期的一条重要经验，因为只有这样才会使大大小小的侵犯者或一些政治流氓有所顾忌，才能有效地捍卫自己的核心利益。

 

最后，我还想强调一下：美国的崛起在许多方面都值得我们注意。它不是通过向强大的对手挑战，而是通过帮助对手来获得自己的霸主地位的，甚至可以说是应对手的邀请才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的，这是大国崛起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种策略。当然，这里面的一些历史条件很难复制：美国取代英国是受到英国一再“邀请”的结果；英国之所以一再邀请美国出山，是因为它难以应对德国的强有力的挑战，两次世界大战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作者简介：王加丰，男，1949年生，浙江永康人，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参考文献：

[1]斯坦福·肖．奥斯曼帝国[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

[2]于青．邓小平1978—1979系列出访：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N].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8-11/28/conten_10424588_3．htm（原载《人民日报》）．

[3]王加丰．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兴衰（第二章）[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4]森岛通夫．日本为什么“成功”──西方的技术和日本的民族精神[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5]汪巍奥巴马：要让新能源产业带动美国经济复苏[N]．http://www.chinanews.com.cn/gj/news/2009/07-12/1771375.shtml（原载《中国青年报》）

[6]摩根.牛津英国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7]华盛顿．华盛顿文集[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8]帕尔默和科尔顿．近现代世界史（中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9]陶志彭．西方宣扬“中美两强”无异于“捧杀”中国．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5/27/content_1144205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