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大史学家赵翼诗云：“国家不幸词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改引此句，作“国家不幸哲人幸”，认为此句用来形容中国古代哲人的处境是最恰当不过的了。观中国学术发展史，汉唐盛世，人文学术的主要成就都在文学方面，而衰乱之世，哲学的成就会更加突出。无论是“古史剧变之会”的先秦，还是“适逢二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近世，大抵如此。wWw.LsqN.cN钱穆先生作如是评，是说得通的。

中国古代哲人脱胎于巫史，经过“绝地天通”、“武王克商”和“怨天尤人”等几个历史具体事件，天命神学的信仰体系逐步动摇，直至崩溃。作为中国哲学开端的几个标志性事件，叔兴论“阴阳”“吉凶”，伯阳父论“地震”，史伯论“和同”，史墨论“陪贰”，都是周天子或诸候国君的史官、大夫们解释自然或社会现象。在这里，旧式的巫史一变而为新式的哲人，最容易给出宗教神学解释的巫史们，却抛弃了依赖卜筮的专业手段，不再诉诸鬼神天帝，而是试图用理性给出合理的解释，从而宣告了中国文化从宗教母体中的突破，宣告了中国哲学思想这一崭新文化样式的诞生。由于他们身为巫史的独特身份，他们虽有闲暇，但却不是追求纯粹知识的“爱智者”，他们也解释自然现象，但关心的重心却总在于人事，“推明天道”的目的，无非是为“人事”给出一个较为圆满的解释系统，以解决在宗教天命观念坍塌之后思维世界中无法可依的彷徨。西周的第一个统治者是周武王，但他在位很短就病逝，国家的统治权转到他的弟弟周公手中。周公是个了不起的伟人，在他之前，“尊神、敬鬼”是中国的主要思想，周公制礼作乐，维系社会的平衡与团结，使世人关注的重心从鬼神转向人事。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并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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