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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良材”——买优质木材，必与商人联系，而沈万三就是著名商人，陆因此与沈有联系，做生意，甚至是做一笔大生意，是符合日常生活逻辑的。而外界不明真相，只知道陆、沈之间曾有过一笔资金来往之事，时间一长，知情人越来越少，内情就更说不清，最终衍生出陆向沈馈赠资财的“分财说”系列性情节。更重要的是，这种系列性情节还符合元末明初时出现的富人为避祸散财的社会现象。如当时的画家无锡人倪云林就放弃了家财，漂泊江湖，依从亲朋生活。这双重原因，使得百多年后的杨循吉道听途说，还深以为然，未经考证，就贸然写进自己的书中，铸成错误！同样，也正是这双重原因，使得明清时期有那么多公私著作的作者兴致勃勃地传抄这一错误信息！
但是，从另一角度考虑，若能作深入、综合的分析，从这条错误信息中却也可能筛选出若干真实信息，有助于人们更多地了解沈万三的情况。
陆德原为徽州路儒学教授，元代徽州路辖境相当今安徽歙县、休宁、祁门、绩溪、黟县和江西婺源等地，山多林密，历来是出产木材的地方。现在到婺源旅游，有一个旅游内容就是看那里生长得绿意盎然的众多千年古树，可见徽州那地方的确不缺木材。但陆德原还是回苏州来“购良材”了，该怎样解密这一反常行动呢？
符合逻辑与事实的答案只能是一个——陆德原要买的是徽州不出产的木材，即所谓的“良材”，即能为徽州路学做一些体面高档家具的贵重木材——如花梨木、紫檀木、格木之属。前二者都需从东南亚进口，或从海南、云南运进，是作高档家具的合适用材，紫檀木锉末入药，还可治疮毒；后者则产我国东南、西南地区，可供作船板、桅插等。这些木材都必须依靠海运或海外贸易才能来到苏州，这正好是沈万三的用武之地。
而且有多个记载说，沈万三家曾有巨型“铁梨木酒榨，每榨米二十石，得汁百瓮”。铁梨木也是优质木材，产于东南亚，也产于我国云南、广西。沈万三做进口木材生意，顺便用优质木材为自家做家具、用具，以自炫其富，完全是可能的事情，也是合乎他巨商身份的事情。
按北京文物收藏家马未都在央视“百家讲坛”上的说法，从我国进口花梨木、紫檀木等贵重木材的历史看，清代进口数量大，明代数量小，因而明代花梨木之类家具简朴，以节省木料，清代则繁复——进口的贵重木材多，工匠有充足的木料可用。而沈万三在元末就已做这一类贵重木材的进口生意，并用它们做用具！
另据元《至正四明续志》所载元代进口货物清单，元代我国已进口花梨木、乌木等贵重木材。希望随着沈万三研究的深入发展，能发现更多、更确切的史料，用来研究、讨论沈万三作海外贸易这个问题。这完全可以成为今后沈万三研究的一个课题。
沈万三作海外贸易，到目前为止，只有明孔迩《云蕉馆纪谈》所说“变为海贾，奔走徽、池、宁、太、常、镇豪富间，辗转贸易，致金数百万，因以显富”一条较为具体。但这种“具体”仍然很模糊，如若问沈万三何时“变为海贾”等问题，明代《云蕉馆纪谈》作者孔迩没有解答，其他人同样也回答不了，一直阙如。如若进一步问沈万三究竟是在哪些时间段里作海外贸易之类的问题，更是几百年来一直无人能够给出较为确切的回答。当代沈万三研究的两次高潮也未能解开这个“闷葫芦”。
现根据陆德原元至元六年（1340年）回苏州买木材的记载，再加上上述对《陆道判捐资》这则记载的综合性分析，至少能产生一种答案，即沈万三至少在元至元六年（1340年），即他44岁时（关于沈万三这个年龄的由来，亦即沈万三生卒年问题，笔者已撰有专文讨论），已在作海运生意、海外贸易了。
而在此前17年，即元至治三年（1323年），朝廷宣布“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完全开放民间海外贸易。那年，沈万三27岁，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赶上了“利好”的最佳时机，“变为海贾”，是顺理成章的。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记载，元代前期即是海上贸易的“超级大国”。至元后期顺帝朝（1333年—1368年），海上贸易更为开放，如出口物品品种增多、海舶泛海周期延长等，沈万三如鱼得水，国内外贸易双管齐下，产业越做越大。
接下来沈万三作为“海贾”的脉络似乎就比较清楚了。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攻占苏州，建市舶司。此事可与沈万三海外贸易“连线”。 据明代《太仓州志》载，张士诚占领苏州的次年筑城太仓，即毁（隆福寺）像改市舶司。张士诚是海边私盐贩子出身，对于海外贸易的重要性是能够充分认识的，所以刚在苏州立足，就先把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衙门成立。这也说明张士诚据吴时，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并未中断，而是一直进行的。
张士诚据吴达十余年之久，这当是沈万三海外贸易的第二个春天，他与两个儿子一道，完全可能把当时东南地区的海外贸易重任担当起来。当时浙东沿海虽为方国珍控制，但沈万三作为老资格“海贾”与之合作良好，利益共沾，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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