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列入“三史”的时间和原因是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前辈学者所云二者更迭之关键在永徽与开元之间是极有见地的，然将其与唐代南北学术之对立争长联系起来，尚需进一步论证，本文认为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二书自身的质量高下。在唐代的三史中，《汉书》的研究风气最盛，但《史记》的地位决非“最下”，而是远高于《后汉书》。在唐初，史学与进士科并未有直接关系，故习进士业者很少注意到史学，国家因之采取了一系列鼓励进士习史的措施，并在制科举中增添了不少史学因素，从而有“一史科”的出现。穆宗时终于有了常科“三史科”的设立，原属制举的“一史”也变为常举，它们既是礼部贡举的科目，也是吏部科目选的科目。

　　关键词：  三史    三史科

一、唐代的“三史”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云：“三史谓《史记》、《汉书》及《东观记》也。”[1]  按“三史”之名，起源极早。《三国志》卷四二《蜀书·孟光传》载：孟光“博物识古，无书不览，尤锐意三史，长于汉家旧典。”[2]  同书卷五四《吕蒙传》，裴注引《江表传》载，孙权谓吕蒙及蒋钦曰：“孤……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3]  而同书卷六四《孙峻传》，裴注引《吴书》曰：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4]  可见，早在三国时，“三史”一词已普遍使用了。《晋书·刘耽传》记耽“明习《诗》、《礼》、三史”，而五世纪前期北凉的阚駰“博通经传，聪敏过人，三史群言，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5]  西凉的刘昞则“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行于世。”[6]  文中的“三史”当然也只能是这三部书。但在后来的“三史”中，《东观汉记》之地位为范晔《后汉书》所取代，其间更替的原因和时间值得深究。

　　对于这一问题，前辈学者已有不少研究。《四库提要》认为《东观汉记》的衰微是由于唐章怀太子注释《后汉书》的结果：“晋时以此书与《史记》、《汉书》为三史，人多习之，故六朝及初唐人隶事释书，类多征引，自唐章怀太子李贤集诸儒注范书，盛行于代，此书遂微。”[7]  钱大昕则认为《后汉书》之取代《东观》成为“三史”之一是由于后者失传而造成的：“自唐以来，《东观记》失传，乃以范蔚宗书当三史之一。”[8]  对于前说，余嘉锡先生已指出其误，他认为范书之盛行由来已久，南北朝以来出现了好几部音义之作，其地位已渐渐高于诸家《后汉书》。且在章怀注《后汉书》之五十多年后，徐坚《初学记》、刘赓《稽瑞》还大量征引《东观》，故此书“何尝因章怀之力而使之日及于微哉？《提要》之言，真臆说也。”[9]  至于钱大昕之说，也非事实。按《东观汉记》在唐代并未失传，《隋书·经籍志》的著录为143卷，[10]  这当是唐初的中央藏书。而《旧唐书·经籍志》载此书为127卷，[11]  《新唐书·艺文志》则著录此书为126卷，又《录》一卷，则仍为127卷。[12]  按《旧志》所载出自开元九年之后毋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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