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的联系，所以一般文士为了仕进，对于史学一般并不太重视。刘知几的体会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虽然自幼喜欢史学，“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44] 可见，史学优长对于考进士科并没有什么帮助，二者甚至有矛盾之处。因此，贞观八年（634）三月三日“诏进士试读一部经史”，[45] 并未能产生什么积极影响，一方面，它仅是试读，另一方面，其考试方式仍为填帖，并不能考察出应试者真正的史学才能及对古代治国方略的理解。这种情况在当时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按刘知几于永淳元年（682）登进士科，[46] 在此前一年即永隆二年（681）年八月的一道敕文中指出：“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籍，惟诵文策，铨综艺能，遂无优劣。自今已后，明经每经帖十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令试策。其明法并书算举人，亦准此例。即为常式。”[47] 显然朝廷也开始注意到进士不读史书的问题，大致与此同时，策文中也开始有了习史以资治道的内容。我们来考察一道武则天垂拱元年（685）的策进士文：“朕以紫极暇景，青史散怀，眇寻开辟之源，遐览帝王之道。……两代之事谁远，五德之运何承？……欲令历选前圣，远稽上德，采文质之令猷，求损益之折衷。何君可以为师范，何代可以取规绳？迟尔昌言，以沃虚想。”[48] 在这道策文中，既有对于应试者的具体历史知识的问题，又希望能从历史中找出现实政治中的治国之道。这反映了武则天临朝称制后励精图治的迫切心情。
到了玄宗时，对于进士读史书又从登科后的出身方面予以鼓励，开元二十五年（737）二月敕：“今之明经、进士，则古之孝廉、秀才。近日以来，殊乖本意，进士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经明行修？……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帖大经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第（策）者，通与及第。其明经中有明五经已上，试无不通者；进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试策十条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听进止（原注：此诏因侍郎姚弈奏）”。[49] 《大唐六典》则径谓：“进士有兼通一史，试策及口问各十条，通六已上，须加甄奖，所司录名奏闻。”[50] 显然，为了改变进士“多昧古今”的现状，在进士考试中开始提倡读史，并予以出身方面的奖励。至于进士试史的方式，则是试策与口试相结合。所谓一史，恐非任意一部史书，而应该是“三史”中的一部。此外还应注意，进士试史却并未成为一种强制性规定，而只是一种鼓励性措施。
正因如此，进士不读经史的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改善，乾元初，中书舍人兼礼部侍郎李揆干脆下令将五经与各史放在考场，供应试者随时翻检，受到欢迎，“数日之间，美声上闻。”[51] 宝应二年（763），礼部侍郎杨绾上疏言贡举之弊曰：“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者哉！”[52] 于是有些有识之士开始建议将史学作为进士考试中的必修科目，如大历（766-780）中，洋州刺史赵匡在《举选议》中就提出：“进士习业，亦请令习《礼记》、《尚书》、《论语》、《孝经》并一史。……不试诗赋，……其所试策，于所习经史内徵问，经问圣人旨趣，史问成败得失，并时务，共十节。贵观理识，不用徵求隐僻，诘以名数，为无益之能。言词不至鄙陋，即为第。”[53] 可见，他设想的进士科试史并非是考章句与名物训诂，而是“问成败得失，并时务”，即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现实政治服务。赵匡对于所考史书的种类更有明确的设想：“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并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隋书》志。自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54] 在此，从“三史”到唐初所修晋南北朝诸史，甚至本朝实录和《贞观政要》都在考试的范围之内。
赵匡一类观点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既与人们对长期以来进士和经史脱节问题的反思有关，更与此时的政治形势和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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