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嘉锡与周一良两先生的研究比前人更进一步。余先生指出了南北朝以来《后汉书》地位上升之趋势，认为范书能集众家之长，质量上超过《东观》，故南北朝以来相继出现了梁代刘昭、北魏刘芳二人之注释，以及陈代宗道先生臧竞《范汉音训》、隋代萧该《范汉音》等音义之作，从而使包括《东观》在内的诸家《后汉书》渐渐衰微，这是《后汉书》最终取代《东观》成为三史之一的根本原因。“盖昭既为范书作注，遂大行于世，为学子所必读，故竞等为作音训，以便讽诵。《东观汉记》以下诸家，由是渐微，然仍存于世。”[15]  周先生则通过对敦煌写本杂钞P.2721的研究，指出《东观汉记》仍列于三史的年代，“必上去开元不远，而迥在长庆之前也。”[16]

　　最为深入的探讨是高明士先生的文章。他《唐代“三史”的演变——兼述其对东亚诸国的影响》一文中详尽勾画了三史在唐代演变的轨迹，特别是《东观》与《后汉书》之更迭，并分析了这种演变的背景，文章气势宏大，论证绵密，给人许多启发。他认为“三史”所指在唐代凡有三变：初唐之际，沿承六朝习尚，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至永徽令撰定时，《东观》之地位为《后汉书》取代。开元七年（719）令将三史恢复为初唐之制；至开元二十五年（737）令，又恢复永徽令之制。此后迄唐亡，不再改变。东观因丧失三史之地位，自天宝以后，遂至佚亡。至于变化的原因，他更强调其与南北学派之争长有关。“《东观汉记》之著者，均为东汉人物，自然易为北学派所尊崇，范晔《后汉书》则为南学派之作品。两者随着经学南北之争长而互有更迭。”[17]

　　我们非常同意高先生关于“三史”在唐代演变轨迹的分析，在此仅补充几点粗浅的看法：

　　第一，  国家法令有时并不能完全将人们长久以来形成的观念迅速更改，所以虽然永徽令已将《后汉书》列为国家考试的科目，但似乎并未将其明确定为“三史”之一，而在成书于中宗景龙四年（710）的刘知几《史通》中，谈及“三史”，仍多指《东观汉记》，如卷六云：“自汉已降，几将千载，作者相继，非复一家，求其善者，盖亦几矣。夫班、马执简，既五经之罪人；而《晋》、《宋》杀青，又三史之不若。”[18]  卷八则云：“大抵作者，自魏已前，多效‘三史’，从晋已降，喜学五经。夫史才文浅而易摸，经文意深而难拟，既难易有别，故得失亦殊。”[19]  寻文中之意，诚如周一良先生所言，子玄心目中的“三史”，仍是《史》、《汉》及《东观》。这比开元七年令恢复《东观》之地位差不多要早出十年。

　　第二，钱大昕以《后汉书》之取代《东观》是由于后者失传而造成的，高先生的看法正相反，认为后者的失传是因为丧失了三史之地位，故“自天宝以后，遂至佚亡。”此二说恐皆有可商之处。如前文所述，在《新志》中127卷本《东观》仍存，并未因其失去三史地位而加快散佚速度。直到宋初官修《太平御览》时，还曾征引《东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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