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将两书之更迭与唐代南北学术的争长联系起来，虽令人耳目一新，但深究起来，则似亦有未安之处。如果仅仅因为《东观汉记》的作者“均为东汉人物，且为官修性质，自应为北学者所尊”，那么《史》、《汉》之学都应为北学系统了，而事实上，它们都早已成为南北学术共有的组成部分。以《东观》而言，萧梁时，虽已有刘昭注《后汉书》，但社会上并不因此而忽视了所谓北学系统的《东观汉记》，如吴平侯萧景之子萧劢“聚书至三万卷，披翫不倦，尤好《东观汉记》，略皆诵忆”。[20]  而《东观》、范书之外的各家后汉书，如三国吴武陵太守谢承的130卷《后汉书》等，虽同为南学系统，却未能取代《东观》，因此，在此二书之更迭问题上，有没有那么明显的南、北两派学术对立的色彩，是颇有疑问的。

　　说到底，还是《东观》自身之缺陷与范书自身的优点使后者从诸家后汉书中脱颖而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高先生指认的北派学者刘知几对《东观》之激烈批判和对范书之嘉赏。他在给萧至忠的奏记中说：“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而著述无主，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张、蔡二子纠之於当代，傅、范两家嗤之于后叶。今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21]  在此，《东观汉记》成了集体撰述而条目不张的典型。在语言文字上，《史通》卷九又引傅玄所云“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是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何其益陋也？”对《东观》再次加以痛诋。[22]  刘氏对于范晔的《后汉书》虽则也略有微词，然总体评价尚高，云“窃惟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23]  又曰：“范晔博采众书，裁成汉典，观其所取，颇有奇工。”[24]  又曰：“世言汉中兴史者，唯范、袁（袁宏，《后汉纪》作者）二家而已。”[25]  是则刘氏认为范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远胜《东观》。今人吴树平先生对于《东观》之不足分析得更为具体详尽，可以参看。[26]

　　要言之，自南北朝以来，范晔《后汉书》之地位已在逐步上升，因为无论在内容剪裁还是文字功力上它都远胜《东观》。但其列入“三史”则是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观念上和制度上莫不如此，而唐代正处在这样一个过渡阶段。如高明士先生所说，开元二十五年定令之后，《后汉书》三史之一的地位才固定下来。而这样的格局后来又通过科举制度，特别是“三史科”的实施得到强化（说详下文)

二、唐代对“三史”之研究及其地位之比较

　　唐代对于古籍的整理与研究，主要集中在“五经”和“三史”上。就“三史”而言，谢保成先生曾指出：“唐代对‘三史’（按：他这里的“三史”中，当指《后汉书》，而非《东观汉记》）的态度，以《汉书》地位最高，《史记》最下。这是南北朝以来扬班抑马的延续。”[27] 事实是否如此，尚有待辨析。

　　唐人对于史学的功能有较清醒的认识，认为其地位仅次于经书，如刘知几曰：“世之学者，皆先曰五经，次曰三史，经史之目，于此分焉。”[28]  殷侑言：“三史为书，劝善惩恶，亚于六经。”[29]  咸通四年，皮日休也说：“臣闻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30]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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