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列三表大略可见唐人对于三史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成果，总而言之，“三史”之中，《汉书》的地位承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风气，极受重视，地位最高，但《史记》的地位是否就是“最下”，连《后汉书》也不如呢？恐怕未必。

　　第一，如前文所述，在唐初，范晔《后汉书》在记载东汉史事的众家“正史”中，尚未取得惟我独尊的地位，从唐初到永徽再到开元，其地位几经反复，真正定于一尊应该是开元二十五年定令之后的事了。事实上，唐代对于《后汉书》的研究风气并不很盛，除了章怀太子组织学士注释以外，私人的著述极少，目前所知不过韦机和王越客的两种而已，与《史记》、《汉书》的研究热潮相比，实有很大差距。

　　第二， 从表一可知，唐代对于《史记》的研究之风颇盛，出现了大量的注释之作及各种研究成果，相对于《隋书·经籍志》所云南北朝以来“《史记》传者甚微”[31]的记载，情况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与《汉书》、《后汉书》均曾由皇太子下令加以注释有所不同，唐人对《史记》的研究，都是私人著述，而私人之著述更能反映一代的学风和士人的好尚。

　　第三，“三史”之中，往往《史》、《汉》并称，而《后汉书》不与。学者也往往兼通《史》、《汉》，这是隋以来的学术风气，如以《汉书》研究闻名于世的大儒包恺，“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32]  隋唐之际的赵弘智“学通《三礼》、《史记》、《汉书》”， [33]  陆士季“从同郡顾野王学《左氏传》、兼通《史记》、《汉书》。”[34]  至于刘伯庄“龙朔中，兼授崇贤馆学士，撰《史记音义》、《史记地名》、《汉书音义》各二十卷，行于代。”[35]  更是学兼《史》、《汉》，著述颇丰的学者。又如王方庆“年十六，起家越王府参军。尝就记室任希古受《史记》、《汉书》，希古迁为太子舍人，方庆隨之卒业。”[36]  郗士美“年十二，通五经、《史记》、《汉书》，皆能成诵。父友萧穎士、顏真卿、柳芳与相论绎，尝曰：‘吾曹异日当交二郗之间矣。’”[37]  此外，专精《史记》或《汉书》一史的学者所在多有，如高、武时期的高子贡，“弱冠游太学，遍涉六经，尤精《史记》”，[38]  褚无量“尤精三礼及《史记》。”[39]  专精《汉书》的学者就更多了，如颜师古与秦景通、秦暐兄弟。相较而言，专精《后汉书》的学者实在不多。在学者以外的社会其他层面上，学习《史》、《汉》者往往多有，如高僧昙一“刃有余地，时兼外学，常问《周易》于左常侍褚无量，论《史记》于国子司业马贞（引者按：疑即司马贞）。”[40]  甚至蕃将哥舒翰“好读《左氏春秋传》及《汉书》”，[41]  李光弼“能读班氏《汉书》”，[42]  浑瑊“通《春秋》、《汉书》，尝慕司马迁《自叙》，著《行记》一篇，其辞一不衿大。”[43]  可见，社会上学《史》、《汉》者众，而学《后汉书》者盖寡。

要言之，唐代的“三史”之学，当以《汉书》的研究风气最盛，《史记》次之，《后汉书》居末也。说唐代“三史”中《史记》的地位最下，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的。

三、唐代的科举与史学

　　提及唐代的科举，人们往往会将其与文学联系起来，的确，科举中最重要的进士科以文学才能为录取标准，但也不应忽视经史之学在科举中的作用。经学与明经一科之关系，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无待详辩。唯史学与科举之关系，尚有待探索。

 　　1、对进士科的史学要求

　　在唐代前期，史学与科举特别是进士科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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