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思潮有关。吴宗国先生曾指出，进士科试诗赋虽然终唐没有变化，但诗赋在录取时的地位却在逐步发生变化。大历年间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们如元结、独孤及、梁肃等人非常活跃，许多士子都有经世致用的倾向，因而在学习中对于儒家经典、诸子百家、历史典籍和现实情况都比较注意。正是在贞元（785-805）年间，诗赋取士重新为文章取士所代替，而衡量文章好坏的标准，则和唐朝前期相反，主要是看内容，而不是看词华。[55] 赵匡让进士兼习“一史”并加以考试的建议看来并未被采纳，但是贞元年间的进士策问则确实增加了不少历史方面的内容，着重考察应举者的真才实学。根据吴先生的研究，“从现存贞元十八年、十九年、二十一年三年的进士策问来看，既考儒家经典，也考历史知识；既考对圣贤学说的理解，也考对现实政治、经济问题的见解，而重点则放在考试应举者的‘通理’程度和‘辩惑’水平。”[56] 正反映了这一变化。
2、制科中的史学因素
为了提高整个官僚队伍的知识水平，唐朝不仅对进士科的史学要求不断提高，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例如，在制科中增加一些经史的因素。
显庆五年（660）六月，诏文武五品以上四科举人，其中第一科为“孝悌可称，德行夙著，通涉经史，堪居繁剧。”[57] 显然将举人的德行、经史知识与行政才能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武则天时，大开制科以招徕人才，许多科目的策问中都有鉴古知今的味道，如永昌元年（689）策贤良方正第一道即问：“至于考课之方，犹迷于去就；黜陟之义，尚惑于古今。未知何帝之法制可遵，何代之沿革斯衷？”[58] 如果对于历史上各王朝的人事考课制度不清楚，回答这样的问题只怕不易。又如长寿三年（694）策问“临难不顾，殉节宁邦科”曰：“至如临难不顾，知无不为，献替帷幄，匡过补缺，爰洎御命之流，并应搜扬之旨。子大夫博古强学，见贤思齐，一善或同，千载相遇。肇自汉魏，以及梁陈，若斯之人者，布在方策。宜具载年代，各叙徽猷，无惮米盐，用旌多识。”[59] 问得非常具体，所以回答时也须得具体不可，从现存薛稷的对策文来看，正是如此，显示了他对汉魏以来历史的精熟。[60] 类似的策问还有不少保存在《文苑英华》中，兹不备举。
睿宗即位之初的景云元年（710）十二月，开七科举人，其第二科即为“能综一史，知本末者”。[61] 这当是史学独立成为科目之始，也即长庆二年（822）殷侑所谓的“伏惟国朝故事，……又有一史科”的来历。[62] 据《登科记考》载，第二年就有“抱一史知其本末科”王楚玉等八人登第。[63] 但之后此科并不常行，只是在其他制科中加入了史学因素，例如开元五年（717）有“文史兼优科”，[64] 开元二十一年（733）三月所开的“博学科”，也要求“试明三经、两史已上帖，试稍通者。”[65] 德宗建中四年（783）曾设“博学三史科”，有冯伉登第，[66] 徐松《登科记考》认为“按‘博学三史’当即三史科，非制举也”。[67] 我们认为此言不确，这里的“博学三史科”当仍属制科，因为作为常科的“三史科”于长庆二年才开始设立，而从那以后，类似的制举则不再举行了。
3、一史与三史科
长庆二年（822）“三史科”的设立标志着史学科目成为贡举中的常科。据《唐会要》载，此年二月，谏议大夫殷侑奏：“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裕劝戒。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晔两汉书，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伏惟国朝故事，国子学有文史直者，弘文馆弘文生，并试以《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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