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科。近日以来，史学都废。至于有身处班列，朝廷旧章，昧而莫知，况乎前代之载，焉能知之？伏请置前件史科，每史问大义一百条，策三道。义通七，策通二以上，为及第。能通一史者，请同五经、三传例处分。其有出身及前资官应者，请同学究一经例处分。有出身及前资官，优稍与处分。其三史皆通者，请录奏闻，特加奖擢。仍请颁下两都国子监，任生徒习读。”敕旨：“宜依，仍付所司。”[68]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如前所述，所谓的“三史科”考的正是《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后汉书》“三史”之一的地位从此又得到科举制的强力支撑。第二，“三史科”在设立之初，就既是礼部贡举的科目，又同时是吏部的科目选，因为已有出身者及前资官也可参加考试，这一点早为吴宗国先生所揭示。[69] 第三，与此同时，原来属于制科的“抱一史知其本末科”即所谓的“一史”也被变为礼部贡举的常科了。第四，“三史科”的设立并不是史学繁荣的结果，而是为扭转“近日以来，史学都废”的情况才设立的。对于兼通三史者要“特加奖擢”，可见这样的人才实在太少。第五，考试的方法是每史问大义百条，[70] 并对策三道，然则绝非考试章句、训诂等内容，这也反映了中唐以来注重义理的新思潮和新学风。
从此以后，“一史”、“三史”成为虽性质相同但层次有异的两科，朝廷对于及第者的出身有着不同的待遇。大和元年（827）中书门下奏：“凡未有出身未有官，如有文学，只合于礼部应举。有出身有官，方合于吏部赴科目选。近年以来，格文差误，多有白身及用散试官，并称乡贡者，并赴科目选。及注拟之时，即妄论资次，曾无格例，有司不知所守。其有宏辞拔萃、开元礼、学究一经，则有定制，然亦请不任用在散试官限。其三礼、三传、一史、三史、明习律令等，如白身，并令国学及州府，同明经，一史、三礼、三传同进士，三史当年关送吏部，便授第二任官。如有出身及有正员官，本是吏部常选人，则任于吏部不限选数，应科目选。仍须检勘出身，及授官无逾滥否，缘取学艺，其余文状错缪，则不在驳放限。如考试登科，并依资注与好官。唯三史则超一资授官。如制举人暨诸色人皆得选试，则无出身无官人并可，亦请不用散、试官。伏以散、试偶于诸道甄录处得便第二第三任官，既用虚衔，及授官则胜进士及诸色及第登科人授官，实恐侥幸。”敕旨依奏。[71] 不难看出，由于一史与三史科都同时兼有贡举与科目选的性质，很多白身应试者试图直接到吏部应科目选，以尽快授官。按照此敕规定，若是白身，则一史、三史都应于礼部应贡举，但对于三史登科者，却另有优待，即可以“当年关送吏部，便授第二任官”，这样便大大提高了入仕的速度。对于已有出身及有正员官，也有优待，即可“超一资授官”，如此看来，则三史登科者的出路比起三礼、三传等要好得多。据《新唐书》记载，晚唐的朱朴“以三史举，由荆门令进京兆府司录参军”。[72] 按荆门县今不可考，据《元和郡县图志》载，峡州宜都县西北五十里有荆门山，[73] 荆门县或即宜都县之别称，若果如此，则由一个从七品上阶的中下县的县令，通过三史科，一跃而升迁至正七品上阶的京兆府司录参军，不可谓不快。
此后，作为礼部贡举科目，三史科虽然曾经一度因取人颇滥而与三礼、三传等八科一起被权停三年，[74] 但作为一条还算不错的出路一直存在到五代。后唐同光四年（926）正月，因新定格文规定每年登科人数减少，引起五科举人许维岳等一百人的不满而进状曰：“伏见新定格文，三礼、三传，每科只放两人，方今三传一科五十余人，三礼三十余人。三史、学究一十人。若每年止放两人及一人，逐年又添初举，纵谋修进，皆恐滞留。臣伏见长庆、咸通年放举人，元无定式，又同光元年春榜，亦是一十三人，请依此例，以劝进修。”敕：“依同光元年例，永为常式。”[75] 从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出五代时三史科录取的规模，即与三礼、三传等五科一起，每年共录取十三人左右，而考试的难度似乎却在增大。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正月，户部侍郎权知贡院赵上交奏：“……开元礼、三史元义三百道，欲各添义五十道。”九月，翰林学士承旨刑部侍郎知制诰权知贡举徐合符奏：“……开元礼、三史，元格各对墨义三百道，策五道，去年加对五十道，臣今请并依元格。” [76] 按三史科初立之时，仅试墨义一百道，策三道，不知从何时开始增加到三百道墨义，五道策问，甚至广顺三年初还曾一度增加，这似乎也是为了控制登科人数而采取的一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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