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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剿捕，务期匪犯不致漏网。”
（三）对办案人员严明奖惩。因此案“歼毙贼渠，生擒余党，办理甚为妥速”，乾隆帝命将陕甘总督勒尔谨特旨“交部议叙，并赏给朝珠、荷包，以示嘉奖”。[9]对按察使李本、驿传道蒋全迪、河州协副将西德布及其余在事员弁如督标中营都司冯燝、前营守备孝顺阿、前营千总王一虎、河州协属右营把总朱迁系4人亦交部议叙。在奖赏办案有功官员的同时，清政府也依律明确相关人员的责任。此案起于乾隆三十八年，陕甘总督勒尔谨因“至今已届数载，臣毫无觉察，以致聚集多人始行查办，咎实难辞”，[10]自请责处。至于案发地河州，本应追究知州的责任，但因前任知州病故，而杨赓飚系原任碾伯县知县，刚于本年八月内到任，而十月即有此案，是以“止有功而无过”。[11]
（四）对案犯严加处置。乾隆帝以此案实为谋反，命令陕甘总督勒尔谨，“所有首伙各要犯，必须上紧弋获，尽法重治其罪，以示严惩”。在获知石忠信等人被拿吐供之后，他指示勒尔谨对陆续缉获的教众，随获随审，“不可稍存姑息”。（卷1045）勒尔谨遵照乾隆帝的办案方针，除将重犯一律斩首外，其余人犯“俱系甫经入教，并未转纠，应从重发遣云贵等处烟瘴地方；其律应缘坐之家属查明解赴刑部；至不应缘坐之妇女或跟随夫男入教，或潜往该处烧香均属可恶，应一并发往云贵等省安插；其年未及岁之子女，听其携带”。[10]乾隆帝接报后，宣谕：“逆恶党类不值照常佥妻发配”。[11]勒尔谨遂将女犯、孩童改地发遣。王廷荣与同父异母弟王伏林，亦被处以斩监候。足见清政府统治的残酷无情。
四、乾隆朝民变的政府对策
乾隆朝初年，民变人数少，地域小，持续时间短，多在酝酿阶段或刚刚开始就被平息下去；乾隆朝中期民变和秘密会党、秘密宗教联系日益紧密，烈度不断增加；乾隆朝后期，由秘密社会发动的民变成为主流，规模日益增大。以乾隆帝为首的清政府在镇压民变的过程中，逐步制定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政府对策。
（一）加强基层社会控制。清初严禁民间私藏武器，特别是“鸟枪一项，禁例甚严”。[12]（卷104）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十月，受命镇压王伦起义的钦差大臣大学士舒赫德奏请查禁鸟枪，“如此则民间庶不致私藏火器，而藉可永杜事端”。[13]乾隆帝认为鸟枪这一“制胜要器”必须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民间断不宜演习多藏”，[14]以削弱民众抗拒官府的能力。通过查禁民间武器，清政府获得绝对的武器优势，增强了镇压民众反抗的威慑力。学习拳棒强身健体、抗暴自卫，此风民间由来已久。对此清朝统治者认为，民间“习之最恶者莫如纠众结合与学习拳棒二事。盖结会则羽翼有人，习拳则技勇足恃行凶，生事悉由于此”，[15]多次下令严禁。对于向习拳棒的少林寺僧徒，乾隆帝“恐少壮无赖学习滋事”，认为“亦应严禁，违者究治。”（卷107）在他执政之初，即开始整饬僧道，颁给度牒，“岁岁稽查，减除造报”，[16]立法周详，防杜严密。保甲作为国家政权控制基层社会的一种有效手段和基本制度，被认为是“自古及今，消弭奸逆，安靖封疆，未有善于此者也”，[17]“诚久安长治之道也”。[18]乾隆帝严行保甲始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时因“马朝柱案内十余犯，悬缉数年，迄无一人弋获”，乾隆帝认为“此保甲不实力奉行之明验也”，谕令各督抚“嗣后务宜慎重遵行，不得仍前玩视”。[19]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清水教案发，乾隆帝再次严令各省力行保甲。从相关史料来看，此次清查保甲行动持续数年之久，清朝当局首次将一些原先的三不管地带列入清查范围，并对各地的流寓之人也加大了稽查力度。（卷977）宗族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祖先崇拜和族规的约束机制，使得宗族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历代统治者都注意利用宗族的力量辅助国家进行社会控制。乾隆初年，通过在“族长之外，设立族正、房长，官给印照，责令约束族丁”等规定，（卷49）将族权政权紧密结合起来，强化地方统治。 （二）强化军队战斗力。军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保障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军队的武力威慑是政府维持现存统治秩序的坚强后盾，乾隆帝一向高度重视军队的作用。即位之初，他就称“自古制治经邦之道，揆文必兼奋武，诚以兵可百年不用，不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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