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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派人到邪教中充当卧底等许多办法。如乾隆十一年（1746年），贵州总督张广泗派吕瑛打入邪教内部，最终成功破获了云南大乘教案。(5)严明在事官员奖惩制度。为督促官员实力查禁邪教，清政府规定将失察邪教地方官予以降调。乾隆十四年（1749年），吏部又加大对失察邪教官员的处罚力度，“嗣后除地方官给奸民告示例革职者，上司照例议处外，若地方例降一级调用者，上司罚俸一年，督抚罚俸六个月；地方官例降二级调用者，上司降一级留任，督抚罚俸九个月”。（卷341）(6)加强对流徒案犯的管理。清政府对邪教案处理是相当严厉的，除首犯按律重治其罪外，即“情罪似乎稍轻，而有附助之形迹者，亦当充发，以散党羽”。（卷270）(7)采取有效化导措施。清政府还希望通过案例宣传教育，减少邪教案的发生。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八月，河南巡抚叶存仁因“豫省民朴而愚，最易惑者莫甚于邪教，托于行善，动以获福。民不知为犯法之事，而转惜邪教陷于刑辟之人”，令地方官张贴禁邪告示，加强对民众的警示教育。(8)加重对旗人信教的惩处。盛京将军弘晌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的邪教大普查中，拿获信教“旗人二十八名”，[27]乾隆帝对此甚为恼怒，命将人犯“从重究治，不得仅照民人倡教之例问拟”。（卷980）
（四）民变中的临变对策。清政府在对民变的镇压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了一套比较周密且行之有效的临变对策。主要表现在：(1)建立民变的预防与快速反应机制。清政府历来注意防患于未然，并力图将民变扼杀于萌芽状态。所谓“与其查办于事后，不若豫防于临时也”。（卷436）然而此种事情，“原不能保其必无”，乾隆帝认为对于各种民变的处理，“惟在各督抚于发觉之始，即责成属员严行根缉，俾无倖免，方足以消乱萌而儆奸慝。若查办稍踈，任其兔脱偷生，或致潜滋党类，则累及良民贻害地方，其所关系甚重”。[28]有许多民变是因为政府的取缔和抓捕激变而成的，对于此类案件，除了事先保密外，最重要的是提前做好预案，以应付突发事件。特别是要及时制定军事部署方案，迅速集结附近精锐部队，形成围剿之势。河州事变中乾隆帝所作的预案，就是一个相当周密的军事部署。(2)对案件定性并制定处理方针。乾隆帝对重大民变均从速定性，并从叛逆、谋反等高度严令地方官查拿。定性有利于地方官掌握查处力度，并能约束官员的办案行为，不致激化矛盾，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乾隆帝要求督抚大员在处置性质严重的民变时，“当镇静详慎”，（卷666）分清轻重缓急，先搜捕要犯，并按罪行大小分别从重从快处理，避免案犯任意扳引攀扯，加重社会动荡。对于次要之犯要不动声色，待事件稍微平息后，再严行访查究办。(3)案发后的查拿措施。包括：及时将相关情况通报给相邻州县、省份，一体协查，以达到缩小案犯藏匿区域，迅速捕获逃犯的目的；督抚等高级官员亲临坐镇指挥，相机行事，一方面可以提高士气，一方面又可以避免贻误事机；在全面搜捕的同时，圈定重点区域与重点人群；许以自首，分化瓦解；发布告示，晓谕查拿案犯因由，并申明军纪，严禁扰民，安定人心；开列案犯年貌单，重金悬赏，遍处通缉；广布眼目，乔装密访；编查保甲，按册点验等。
（五）民变的善后措施。清政府通常在平息民变之后，分析引发案件的各种因素，并制定严密的善后对策，以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其主要对策有：(1)加强防范。在案发地疏于设防处添设汛隘，建立多级巡查制度，通过多级巡查，尽量避免或及早发觉异常情况；编查保甲；根据案发原因修订刑律，加重对特定犯罪的惩处力度；将“最易藏奸”的深山密岭勒石封禁；收缴民间武器。(2)安定民居，恢复社会生产。如舒赫德在平定王伦案后，拟定善后事宜六条：搜集流亡、酌给房价、酌给口粮、恳恩缓征、逆产入官、借给牛具。[29]这些措施在大乱之后，都能起到相当大的稳定社会的作用。(3)选调能吏充实地方。大的民变之后，往往人心不稳，经济凋敝，百业待兴，政府必须调用有才干的官员来完成社会复苏工作。(4)加强对流徒案犯的控制。流徒案犯往往对发配地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秘密社会罪犯，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大秘密社会的传播速度和地域。遣发地“聚集匪类多人”，“本地之人，渐染恶习，有关风俗”。（卷16）有鉴于此，乾隆帝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传谕地方，“毋令其彼此群集，勾结生事。如有不遵约束者，量其所犯轻重，随事查办，俾之共知凛畏，杜防未形。庶足以儆奸宄而资绥靖”。（卷823）
五、小结
总体来说，乾隆朝的民变尚未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威胁，加之当时社会处在全盛时期，政府的控制能力和调节能力相对较强，社会处于比较安定的状态。以乾隆帝为首的封建统治者具有较高的政治素养和行政能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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