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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一日不备也。国家承平既久，武备营伍，最宜加意整顿”。（卷18）乾隆帝在中后期不断加大军队建设力度。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王伦起事，为严明军纪，他谕令舒赫德将“首先倡逃之驻防绿营兵丁各十余人即正法示众”。[20]在河州事变中，乾隆帝发现“绿营鸟枪兵技艺不精”，遂命各省“将绿营鸟枪弁兵，实力训练，演习准头”，（卷1046）以提高军队的实战能力。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以后，为有效镇压日益频繁的民众反抗运动，乾隆帝又令各地扩充军队。通过这些措施，军队的镇压力和威慑力在当时得到了切实强化。
（三）严厉镇压秘密社会。与秘密社会关系日趋密切是清代民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清中期以后，由秘密社会发动的民变呈现出数量多、规模大、增长快的特点。秘密社会作为民变有效组织手段的趋势日益明显。有鉴于此，清政府在制定民变的政府对策时，始终将秘密社会作为政府所要取谛和镇压的首要对象。在具体政治实践中，相关措施之完善，力度之强大，实所罕见。
清入关后，民间曾利用结盟来组织反清力量。该时期的结盟组织多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清政府将其视为危害统治的重要因素，予以严厉打击。乾隆帝继位后，一直沿用前朝定例。乾隆十三年（1748年）六月，江西巡抚开泰奏报江西建昌府宜黄县关帝会案，乾隆帝谕示其查办会党结盟案件的原则：“办理此等事件，首以镇静不扰为要，必赴机速而见事明，奸民一无漏网，无辜不致株连则得矣。若存息事之见，亦成酿祸之由，权其轻重，酌以宽严。”[21]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福建巡抚定长认为结会树党之恶习，“诚为一切奸宄不法之根源”，而现行律例中无“结会树党治罪之专条”，[22]奏请予以修订。后刑部定例，对结会树党者“不论人数多寡，审实将为首者照凶恶棍徒例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为从减一等，被诱入伙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各衙门兵丁胥役入伙者，照为首例问拟”。[23](P661)乾隆三十九年正月，乾隆帝因广东揭阳县年仅22岁的陈阿高纠众40余人歃血订盟结拜兄弟，仅判拟绞候，“殊觉颟顸失当”，“自当另定例条，以示创惩”。刑部寻奏：“凡异姓人，但有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众至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立决，为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无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序齿结拜弟兄，聚众至四十人之多，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年少居首，并非依齿序列，即属匪党巨魁，首犯拟绞立决，为从发极边烟瘴充军。如序齿结拜，数在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十人，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为从各减一等。”（卷951）此规定首次明确以人数多寡论罪行轻重，并着重突出了对不序齿结拜的判处，因为年少为首者在群体中极具号召力，其结盟具有更强的政治倾向，势必引起统治者的不安。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台湾林爽文起义爆发，乾隆帝下令追查天地会根源。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台湾彰化县张标、谢志复兴天地会，乾隆帝谕令“遇有台湾地方结会拜盟等案，似此情节重大者，均著加等治罪”。[24]
秘密宗教始于东汉张角五斗米道，明嘉靖、万历朝开始兴盛。秘密宗教主要流行于民间，其教义有别于正统宗教，内容驳杂，缺乏系统性，正统宗教将其称为“附佛法外道”、“邪教”。“邪教”一词也广为历朝封建统治者所引用。雍正帝指出，所谓邪教者，“大抵妄立名号，诳诱愚民，或巧作幻术，夜聚晓散，此等之人，党类繁多，踪迹诡秘，苟不绝其根株，必致蔓延日甚”。[12]（卷21）乾隆时期苏州巡抚陈大受将邪教描述为“非僧非道，并不出家，设立教名，哄诱愚顽持斋念佛，烧香膜拜，夜聚晓散”之组织。[25]清政府打击邪教的主要措施有：(1)严定刑律，取缔、镇压邪教。面对日趋活跃的邪教，清朝统治者“立法严以正之”，[26]《大清律例》在沿袭明律的基础上，对“禁止师巫邪术”律作了更加具体的规定，并加大了惩处力度。(2)制定查办邪教案的方针。乾隆帝认为地方官应于平时注意预防，消弭事端。办案中，要坚持“宽严得中，轻重合宜”的办案原则，督抚对于办案官员，要“随时留心查察，毋骫法以长奸，毋张皇以滋事，斯为宁谥地方之道”，（卷343）处置案犯要彻底，“一有踪迹，务令绝其根株”。（卷667）(3)对案件、案犯分类处理，区别对待。民间邪教众多，但类型不一，处置方法亦应有所不同。乾隆四年（1739年）十二月，湖广总督班第奏请对不同邪教案犯区别处理。如实系白莲教等邪教者，“自当严拿党羽按拟；如仅借名诓骗香钱，似应分别首从，酌量枷责完诘，交保约束；或系外来之人，递籍收管。被诱人等，免其深求，庶杜挠累”。（卷107）(4)采用灵活多样的侦破手段。清朝当局在破获邪教过程中，绞尽脑汁，曾使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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