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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蒋百里的抗日持久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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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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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诫国民“吾侪所最感危险者，即邻近富于侵略性的国家”［4］130。即日本是当前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国家。
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但当时国内的人对日本国情几乎不了解，即使是现役军人对其所知也寥寥无几。在痛感国民缺乏对敌国的研究的残酷现实下，蒋百里撰文号召国人应保持高度警惕，注意研究敌国情况，并认为对它研究愈精密，则我国关于国防建设的准备就愈周到。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知己知彼，有备无患。蒋百里不仅把日本作为中国的假想敌国，而且还准确地预测到日本必将发动侵华战争。1923年，他在津浦线的列车上告诉同行的龚浩：“将来有这么一天，我们对日作战，津浦、京汉两路必被日军占领。我们国防应以三阳为据点，即洛阳、襄阳、衡阳。”［5］55言外之意就是日本不但会对中国发动战争，而且将会深入内地，我们的半壁河山将沦陷；中日之战将会在“三阳”线展开最后的决战。虽然抗战后期日本发动的“一号作战”，致使国民党军一溃千里，日军最后席卷湘桂而直趋贵州，但毕竟此时的日本已是强弩之末。这丝毫无损蒋百里的远见卓识。
二
蒋百里在认定日本是中国的主要敌对国家后，根据中日两国的实际情况，将持久战战略作为我国对日最高战略思想。
中国是个地广而弱的国家，日本地狭但是强国，这就是中日两国最大的国情。基于这一分析，早在19世纪20年代初，蒋百里就明确提出，一旦中日双方爆发战争，“彼利急，我利缓；彼利合，我利分；彼以攻，我以守。此自然之形势，而不可逆者也”，“我侪对敌人制胜之唯一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恃之以久，使其疲弊；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侪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处用。”［4］130也就是说，未来的对日作战中，我军应采取的正确战略战术应是以守为攻，在兵力部署上坚持纵深防御，不要采用一线制；分散敌军，使其不能集中兵力对我大举攻击，持久消耗敌人。由此可见，他不仅科学地预测了未来的抗日战争必将是场持久战，而且还指出我国应采取持久消耗的这一正确方针。
1934年，蒋百里访日，通过与士官时期的老同学小矶国昭、荒木贞夫等的接触，不仅意识到中日之战不可避免，而且战争的爆发也为时不远了。所以，归国后，他立即制订了一整套钢铁煤油路矿计划，并详尽地阐述了“三阳线”决战论的思想。主张国防线划分应按照“三阳线”为准。此线以东地区，我国应利用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和疲惫敌人，同时积蓄力量，加强战略后方；此线以西，资源丰富，幅员辽阔，足以持久抗战。他认为从湖南的地理位置看，该省处于中国的内陆心脏地区，物产丰富，“粮食产量又不啻中国的乌克兰”［6］237。由于一旦战争爆发，沿海一带将首当其冲，因此，我国工业布局应着眼于山岳地带。为便利防空及坚守险要，“应以南岳为工业核心地区，而分布于株洲至郴州之线” ［5］95。就民风而言，湖南民俗强悍，尤其是近代以来随着湘军的兴盛，中国更有“无湘不成军”之说。蒋百里对此深以为是，称“这里人力和兵源都是中国的普鲁士”，“宜于对敌进行长期的消耗战”，是坚持“长期作战最好的根据地”，“战争的结局，三湘七泽将是敌军的莫斯科”［6］237。他预计中日开战之后，长江流域九江以下都不是安全区，国家应该未雨绸缪，建立三个石油储备库，分别置于庐山、衡山和湘川边境的武夷山脉三处。中国战时大本营宜设芷江、洪江一带，因这里森林茂密、矿藏丰富，又有沅江贯流，是天然易守难攻、国防安全的险阻要地。基于这一分析，蒋百里对到湖南考察特感兴趣，尤其是“对湖南矿产颇感兴趣，几次跟他的好友地质学家丁文江谈及”［5］95。丁文江遂1934—1935年间多次到湖南各地勘察各种矿产资源的储量及分布等。蒋百里提出的这整套国防中心区建设的思想，是与其对日持久战战略思想相辅相成的。因为只有建立稳固的大后方，我国才有可能坚持持久消耗战略，粉碎日本的速战速决计划。
蒋百里的持久战思想也对当时的蒋介石有着重要影响，并被其采纳，成为中国对日作战的中心思想。1932年11月，蒋介石提出：“强国之国防重边疆，取攻势；弱国之国防重核心，取守势”，“战时以努力经营长江流域，掌握陇海铁路为第一要旨。”［7］1935年他又采纳了蒋百里的“三阳”决战思想，赞成蒋百里的关于国防中心区建设的看法，决定未来的对日战略应将主要阵地放在长江以南与平汉铁路以西地区，以洛阳、襄阳、荆州、宜昌、常德作为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最后阵地。国民政府军委会制定的1936年《国防计划大纲草案》按照蒋介石的要求，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将其确定下来，作为中国政府抗日战争的中心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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