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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时期中日“二十一条”要求事件历史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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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4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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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了历史研究的真相。
二、 中方研究状况
下面就中方（包括台湾在内）关于“二十一条”要求事件的研究状况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关于中国对“二十一条”要求方面的研究，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至今仍然有很强的史料价值［18］。李毓树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是正规的研究著作史料［19］。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分为3编12卷，其中第二编两卷就涉及“二十一条”要求事件①。黄纪莲的《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1923）》一书虽有很多有关“二十一条”要求的资料未编入，但能利用已刊的档案、文件及报刊资料，尤为难得的是作者从俄文档案中选择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这是以往的各类资料所未见的，是迄今为止大陆关于此问题研究最全、最新的一份出版资料［20］。另外天津历史博物馆藏的《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二》［21］、李希泌的《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22］、黄季陆的《革命文献》［23］、沈云龙主编的《甲午以来中日军事外交大事纪要（一八九四—一九三七）》［24］、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226）：中日交涉纪事本末》［25］、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208）：欧战期间中日交涉史》［2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印的《中日关系史料：路铁交涉》［27］、黄毅的《袁氏盗卖国记》［28］、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29］、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30］、保罗•S•芮恩施的《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国内出版）［3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的《顾维钧回忆录》［32］及以《国民政府公报》为代表的民国政府出版物，以《申报》、《时报》、《中华新报》为代表的民国报纸，以《东方杂志》为代表的民国杂志，以及收罗民国时期著作的《民国丛书》，被大规模影印出版，为笔者研究本课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史料虽然很丰富，但关于本课题的研究，现今还很薄弱，至今可查的专著没有，论文不多，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米庆余较早就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的历史背景作了初步探讨。关于日本为何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冲击中国，中国史学界观点莫衷一是，聚讼纷纭，不一而足。一般正史认为是袁世凯想复辟帝制，因此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是为了与袁世凯做政治交换的筹码②。当然也有学者研究近年来开放的资料及进行资料比较的过程中，认为两者没有关系③。也有人认为，袁世凯与日本的关系，从袁驻朝鲜起始终处于对抗状态，袁世凯对日本的敌视态度表现在“二十一条”交涉各个方面，不是袁对日妥协的产物,而是日本推翻袁世凯的重要步骤，袁对“二十一条”要求进行了相当的抵抗，日本排挤、打击袁世凯，则是袁仇日政策之必然结果。在交涉的过程中，关于“二十一条”要求到底是谁泄露的，普遍认为授意泄露的是袁世凯本人，陆徵祥参与其事，顾维钧是具体执行者［33］。而袁世凯最终为何妥协退让，马良玉认为“二十一条”的签订不是袁世凯为了实现自己的皇帝梦，而是以国家利益为代价争取日本支持的结果，袁世凯在中日交涉过程中，采用多元手段与日周旋，尽力减少损失，挽回利权，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日本并没有通过“二十一条”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袁世凯对于“二十一条”的交涉，应是一次不得已而为之的外交妥协［34］。吕慎华重点分析了袁世凯外交策略之功效［35］。石源华从历史承续性角度考察了袁世凯的外交理念及其对民国外交史的影响［35］。金光耀考察了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外交家顾维钧的历史作用［36］。至于中日交涉过程中列强之态度，黄纪莲考察了沙俄之态度［37］，黄文治结合最新出版的史料，就袁世凯时期美国对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的态度作了一个全面性的历史考察。另外还有学者就日本的大陆政策与“二十一条”要求的关系进行了爬梳①。关于外交家、政治家在“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的努力也做了客观的描述［39］。赵纯清论述了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留日学生活动状况。当时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冲击中国时，大多数留日学生激愤不已，归国抗议，活动主要集中在北京和上海，当时根据留日学生总会安排，刘文岛、万钧等人被任为北京代表，桂念祖、周螯山等人被任为上海代表，他们根据自己的职责，回国进行请愿、发布文告、召开国民会、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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