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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涉及人物四千多。以人为经，以事为纬，组成一个整体，即以人物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大事。
从体例上看，《史记》以写“本纪”、“世家”、“列传”为主体，“书”、“表”为之提供了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贯穿人物事迹的总线索。“本纪”是纲纪天下政事的意思，立本纪的人物是主宰过天下的人，他以帝王为主，又不局限于帝王，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史记》不仅关注大人物，也重视小人物。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围绕帝王将相,展开历史的画卷,也重视“小人物”，如儒生、游侠、农民、商人以至医、卜、星、相等各方面的人物。利用种种类传的方式，给以广泛的、全面的叙述。司马迁还关注“小人物”的命运以及他们的成败过程。如陈涉领导的农民起义的兴亡，项羽与刘邦的争雄天下，还有毛遂自荐，说服楚王，蔺相如怒视秦廷，完璧归赵，荆轲刺秦王，图穷匕首见，朱家、郭解仗义行侠，济贫解难。凡此种种，不一而数，作者对那些可爱可憎的人物，忽喜忽怒，时歌时泣。宏扬贡献于社会进步的人格精神，摒弃有害于广大人民的官僚酷吏，表达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二）为事成败皆因“人”，强调人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
以《项羽本纪》为例，司马迁一方面写项羽由一个无名小卒成为霸王而最终走向失败的故事；另一方面写刘邦从一个无名小人，一个弱者变成为一个强者、一代帝王的历史，其中包含一个“变”字，胜败决非天注定，而在于作为主体的“人”，为事在人，成事亦在人，肯定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司马迁对项羽怀着深切的感情，一方面歌颂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另一方面，对他的失败表示极大的惋惜。司马迁批评项羽在失败后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岂不谬哉”。事实上，不是天亡项羽，而是他自己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以及性格上都犯了错，与天无关。项羽一开始就盛气凌人，直到死还轰轰烈烈，象个英雄好汉。虽然战无不胜，但到处烧杀。如“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坑之”；他坑杀秦降卒二十万人；他屠咸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他“坑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 ”。另外，他背信弃约，同刘邦约定，“先入关者王之”，后来，刘邦先入关，项羽却背弃了关中之约。还有，他乡土观念太重，老想回江东，当时刘邦斗志昂扬，他却无意西征。还有，他杀义帝自立为王，义帝是反秦的旗帜，项羽却把他杀了。司马迁就此三件事评论项羽要抱怨诸侯和自己不一心便“难矣”。项羽自高自大，自认为了不起，不吸收过去的经验教训，不能团结手下谋臣，一意孤行（“鸿门宴”一节中表现最为突出）。想靠武力征服天下，结果五年后身败名裂，自刎于乌江边。如果他能忍辱负重，杀出一条血路，渡过江东，重振旗鼓，楚汉的历史又该如何改写。可是，他认为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且迷信“此天之亡我”，多么可悲，多么可惜啊！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那么这种价值就在于项羽具有强烈的自主的意识，黑格尔说“人的真正存在是他的行为”。项羽他以自己的意志支配自己的行动，表现出独立的人格，不仅如此，而且还表现为奋发有为的主体实践意识，这就是他率领农民起义军推翻了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建立自己的霸业。他虽然失败了，但意义深远巨大。
再说刘邦，也具有强烈的主体意识。他与项羽的不同之处是他具有较强的群体意识。在司马迁的笔下，刘邦有两点是项羽不能比的，其一，项羽到处烧杀，令人失望；而刘邦则处处安民。这个“民”当然不一定是老百姓，但老百姓也跟着沾光，很得民心；其二，项羽不相信人，不会用人，即使自己的部下也团结不住。而刘邦却善于用人，必要时敢于把大权交给自己并不完全相信的人。楚汉之争，胜败不取决于兵力强弱，主要看双方领袖人物的政治眼光和所采取的措施。刘邦弱，项羽强，但最后刘胜项败。这实质上是司马迁“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的具体表现。
三、“成一家之言”——自我实现与超越的人生价值
“成一家之言”就是要打破当时“儒家独尊”局面，自成一家。司马迁以极大的反世俗的勇气， 充分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显示了他“以人为本”的主体意识。亦就是要做外物的主人，同时也要作自己的主人、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意识。主体意识有其内在的根据即主体的需要，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类需要发展的顶峰。现实生活的人，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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