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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董仲舒儒学理论框架的道家色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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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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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火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既与“孝子忠臣之行”相通，人类的德行就自然可与五行相配了。《五行相生》认为五官取法五行，而五官又应以仁义德政为己任。即“东方者木，农之本，司农尚仁”；“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马尚智”；“中央者土，君官也，司营尚信”；“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义”；“北方者水，执法司寇也，司寇尚礼”。于是五行与仁、智、信、义、礼“五常”的相配便成了道德与天的相应的关系。
董仲舒的灾异谴告理论则来自对道家天人感应思想的改造与推衍。《经法·国次》提到“过极失[当]，天将降央(殃)”，这是以同类相感的观念，应用于天人之际。政令、行为顺应阴阳四时的性格来操作，则君与天、政道与天道皆贯通而合一，自然吉祥而有价值。“春行秋令”则是以人逆天，以政道逆天道，发生由错杂之气而来的灾异也理有固然。天在道家思想中，始终是一客观存在。但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已经完全失去了其规律固定的性质。由天人合一，董仲舒推衍出天亦具有意志，从而与自然界区分了开来。《春秋繁露·阴阳义》曰：“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王道通三》进而曰：“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董仲舒认为天有仁爱之心，又能有目的地控制自然界来表现它的不满，灾异正是天对君主政令失误、不行仁义的示警。《必仁且智》曰：“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天之回应君主，并不是按照固定的模式，而是他统治的具体情形，即是否遵循了儒家以“仁政”、“德治”为主旨的一整套制度性内容。
3、董仲舒对儒家经典与宇宙论间联系的架构
董仲舒思想的内核仍是先秦儒学的仁义论。他对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阐述，无非是用以诠释儒家仁学、德政的传统主题，为之觅得“天道”的宇宙观的根据。他提出的配合阴阳的“三纲”与比拟五行的“五常”，即是“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的具体体现。然而，由于其论证儒家仁义制度的理论根底已发生了改变，不仅论证起点、求证方式都源自道家，而且许多基本概念和重要思想也取自道家。这就使得从形象上看，他建构的新儒学体系与早期儒学存有显著差异。为了加强其理论的权威性，董仲舒于是努力证明宇宙真理与儒家经典义理的一致陛。
作为公羊学大师，在儒家经典中，最为董仲舒看重的是《春秋》。《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为扬升《春秋》地位，董仲舒在武帝初对策时便指出：“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在《春秋繁露》中，他又一再强调《春秋》是孔子上探天意，下明得失，奉天道以衍人道、治道的神圣法典。如《楚庄王》“《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玉杯》“《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四时之副》开头即宣称“圣人副天之所行为政”，然后主张在统治者的庆赏刑罚“四政”和天的暖暑清寒“四季”之间建立一种可比较的关系。而结尾为“庆为春，赏为夏，罚为秋，刑为冬。庆赏罚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庆赏罚刑，当其处不可不发，若暖暑清寒，当其时不可不出也；庆赏罚刑各有正处，如春夏秋冬各有时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犹四时不可相干也；四政者不可以易处也，犹四时不可易处也。故庆赏罚刑有不行于其正处者，《春秋》讥也。”在这里，董仲舒支持本质上是道家的主张，即统治者为政必须要与自然界的四季一致，但却坚持这实际就是《春秋》赏罚理论的根本原理。
当然，由于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董仲舒承认只有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读《春秋》，才能使《春秋》所包含的宇宙真理明白起来。《汉书·五行志上》记董仲舒曰：”《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是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见，亡所疑矣。”这就是说，使用类比推理的方式来阅读《春秋》，人道、治道与天道的关系就可以清楚建立起来。《阳尊阴卑》曰：“是故《春秋》之于昏礼也，达宋公而不达纪侯之母，纪侯之母宜称而不达，宋公不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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