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贾谊认为。汉初由于采取“无为”政策使社会经济大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例如富商大贾、诸侯王的僭越，社会风俗的败坏。处于社会底层农民的日益贫困等等，都将阻碍汉王朝的进一步发展。贾谊试图重定礼制，规范封建的政治、经济秩序，使封建统治处于一种可控的、良性的发展之中。

　　关键词：贾谊；文帝；富商大贾；礼；经济

　　贾谊，西汉著名的政论家、思想家。他博通古今，十八岁开始从事政治活动，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鉴于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思考，他认为汉初黄老的“清静无为”不适应“方今之势”，黄老之放任、不干涉主义导致国民严重两极分化：“封建王侯和权贵重臣”与“富商巨贾”互相勾结，兼并土地、追逐利禄，竞相奢华；而广大农民则陷于饥寒交迫、游离失所之中。贾谊认为，这一状况的改变有赖儒家礼教的“有为”措施的推行，“礼”在调节社会经济生活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制礼明分，遏制封建王侯经济势力的膨胀
　　
　　荀子主张“制礼明分”，即把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人划分为若干等级，为不同的人规定占有财产和生活用度的不同的“分”，他所说的“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m就是这个意思。
　　作为荀子的再传弟子，贾谊对荀子的这一论断推崇备至。贾谊说：“主主臣臣，礼之正也；威德在君，礼之分也；尊卑、大小、强弱有位，礼之数也。”而汉初社会的情形，行将打破这种君臣之位，因为那些依仗特权迅速崛起的诸侯王成了与朝廷对抗的“小王国”，对此，贾谊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天下之势方病大肿，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恶病也。”
　　贾谊所言并非耸人听闻，汉初的诸侯国拥有超过全国一半的土地，全国人口约一千三百余万，诸侯王国即占了八百五十多万。诸侯国大多地处宜耕宜商，矿藏丰富，可以渔盐立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诸侯国权力很大，不仅可以支配王国内的一切税收，而且可以按中央政府的规定，在本封国内征发徭役兵役，开发山林资源，进行铸币、冶铁等经济活动，完全是一个在政治、经济上独立的封建王国。那些大的诸侯国往往“跨州兼郡，连城数十”、“钱布天下”、“富埒天子”。诸侯国社会经济的大幅发展使他们更有资本在礼制上僭越，他们的僭越行为表现在名号、车舆、衣服等各方面：“天子之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诸侯丞相，号为丞相，黄金之印，而尊无异等”；“天子车曰乘舆，诸侯车日乘舆，乘舆等也”；“天子卑号皆称陛下，诸侯卑号皆称陛下”；“天子亲，号云太后；诸侯亲，号云太后……然则诸侯何损而天子何加焉?”贾谊对这种“君臣同伦，异等同服”的行径十分不满。
　　贾谊认为“主之与臣，若日之与星。臣不几可以疑主，贱不几可以冒贵。下不凌等，则上位尊；臣不逾级，则主位安。谨守伦纪。则乱无由生。”因此，他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札乐”，严格礼的外在表现形式。贾谊相信贵贱没有天生之相，而是靠人为的外部标志来区分的：“人之情不异，面目状貌同类，贵贱之别，非天根著于形容也，所持以别贵贱明尊卑者，等级、势力、衣服、号令也”这里所说的“等级、势力、衣服、号令”已经不是具体指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生活，而是成了一种抽象的封建礼制等级概念，它确定了人们社会政治地位的等级区别，并以此为准则来划定物质财富的分配度量，正所谓：“贵贱有级，服位有等。等级既设，各处其检，人循其度。擅退则让，上僭则诛。建法以习之，设官以牧之。是以天下见其章而知其势。使人定其心，各著其目。”诸侯王的僭越行为不单表现在名号、服饰等方面，更有甚者竟会觊觎天子之位。文帝时期，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相接叛乱便是实例，而吴王刘濞企图叛乱的消息也时有所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贾谊认真研究了异性王和同性王反叛的事例，得出“大抵强者先反”的结论。他说：“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先反……长沙乃才二万五千户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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