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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贾谊关于礼与经济关系的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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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5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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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作风上的奢侈腐化、社会风俗上的堕落败坏，它已经深入到政治领域。在古代中国，官商有着特殊的依存关系，正如《汉书·食货志》所说：富商们“因其富厚，交通王侯”。贾谊忧愤地指出：“家富而出官耳。骄耻偏而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为政。”意思是说，时下的社会，家里富裕的，可以出钱买官；傲慢无廉耻的却能获得祭酒之类的尊位；那些被处肉刑的人捋起衣袖露出手臂而执掌权柄。官商相互勾结已经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欲交，吾择贵宠者而交之；欲势，择吏权者而使之。取妇嫁子，非有权势，吾不与婚姻；非贵有戚，不与兄弟；非富大家，不与出入。”财富与权势成了人们追逐的目标，完全没有了礼制社会的“尊尊亲亲”之义。
对于富商大贾的出伦逾等行为及其带来的种种危害，贾谊希望通过制定具体的礼制制度对他们有所约束：“今去淫侈之俗，行节俭之术，使车舆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数。制度已定，故君臣绝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退则让，上僭则诛做淫侈不得生，知巧诈谋无为起，奸邪盗贼自为止，则民离罪远矣”㈣；同样，贾谊认为社会风俗的转变也有赖于君主的有所作为，他说：“夫移风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贾谊在慨叹“秦灭四维而不张”的同时，忧心现实社会“四维犹未备”，吁请“定经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无所冀幸，群众信上而不疑惑哉!”
三、以农为本，以民为本，体恤民众
文帝时期，封建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引发了商人兼并农人，农人背本趋末的严重社会后果，对封建的小农经济基础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贾谊从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出发不失时机地向文帝提出了重本抑末、以农致富的策略。而他这一良苦用心其实也正是从重建礼制制度的需要出发的，因为我们知道所谓儒家的重农思想其实是建立在“民本”思想之上的，是“仁政”思想的具体表现。对此，《吕氏·上农》有完整的叙述：“古者先王之所以理其民者，先务于农。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立，力专一。”贾谊说：“故礼者，自行之义，养民之道也。”目也就是说：礼是君主自我遵守的规章，蓄养百姓的措施。
拿什么来蓄养百姓呢?贾谊深谙管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的道理，他说：“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做到经济上要利民、富民。而具体的措施，他认为莫过于重本抑末。大力发展农业生产：“驱民归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他还强调加强积贮：“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指出只有拥有足够的粮食积贮。老百姓才会“安性劝业，而无悬愆之心，无荀得之志，行恭俭蓄积，而人乐其所矣。”反之，人民无积贮，一旦遇到“兵旱相乘”的紧急情况，则会铤而走险，也就是他所说的：“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他还把“富”民、“乐”民作为考察人臣的标准：“故夫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
贾谊认为民众是物质生产的主体：“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目没有民众的辛勤劳动，生存危机就随之而来。而以民为本，又应当落实到使民众得到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的有效政策上：“墙薄咫亟坏，缯薄咫亟裂，器薄咫亟毁，酒薄咫亟酸。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国蓄民施政教者，臣窃以为厚之而可耳。”
贾谊的民本思想究其实质是与其礼治等级思想相一致的，也就是要求统治者在维持其宗法等级制时，要注意人民的利益，不要把民逼到自己的对立面。贾谊说：“故礼者，所以恤下也。”也就是说：礼，就是君主要体恤老百姓。他劝戒统治者轻徭薄赋，爱惜民力。所谓“输将者不苦其劳，徭使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欢，乐其上。此天下之所以长久也”是也。他还说：“故礼，国有饥人，人主不飧；国有冻人，人主不裘。”也就是说：国境中有饥饿的人，君主就不吃晚饭，国境内有挨冻之人，君主就不穿皮裘，这就是礼。
四、结语
贾谊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深刻地分析了汉初的社会形势，他清醒地认识到汉承秦制，风俗大坏、宗法失序，而黄老无为的统治政策又加剧了这一社会危机，汉初社会生活完全被物质利欲所驱使，物质利欲几乎代替了一切秩序和规范，俨然充当了一般的公正原则。因此他积极主张以礼治国，建立一套严格的封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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