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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迁徙经学家对南北朝经学之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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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5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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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齐地区经学风尚的影响而习杜注，虽人北朝，亦不改所习，努力向统治者输入所习南学范围之杜注《左传》。
贾氏兄弟给最高统治者讲授杜注《左传》，同样引发了北朝长期的服、杜之争。《魏书·贾思同传》云：“思同之侍讲也，国子博士辽西卫冀隆为服氏之学，上书难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复驳冀隆乖错者十一条。互相是非，积成十卷。诏下国学集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后，魏郡姚文安、乐陵秦道静复述思同意。冀隆亦寻物故，浮阳刘休和又持冀隆说。至今未能裁正焉。”《北史，儒林-李崇祖传》云：“姚文安难服虔《左传解》七十七条，名日《驳妄》。崇祖申明服氏，名曰《释谬》。”由以上记载，知此争论持续时间之长、参与人数之多为当时儒林所罕见。争论的结果同样是各派著书立说，既促进了对服、杜注的深入研究，又促进了杜注在北朝的进一步流传。
由南北朝《左传》服、杜注的相互渗透可以看出，经学家的迁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南北朝长期形成的学术壁垒。但无论南朝还是北朝，在其固有的主流经学风尚最初受到冲击时，新学与旧学之间往往存在激烈论争，这说明双方仍拘于门户，尚不能贯综古今、融通南北。至北朝末年，南方经学家大量北迁，并将南朝经学习尚带到北朝，但这种大规模的冲击并未如此前一样在北朝士人中引起轩然大波，倒是北朝本土经学家房晖远、刘焯、刘炫等自觉接受南朝学尚，初步实现了南北经学的逐渐融合。换言之，南北朝经学融合态势的逐渐形成，是南北经学长期碰撞与交流的必然结果。
二、促进了南北朝经学注疏内容之交融
因经学宗主与治经风格不同，南北朝经学注疏也各有特色。经学家带有本土特色的经学注疏多在迁徙之前已经形成，一般不会因迁徙而发生质变(元善少至江南，受北朝经学影响较少，已南化，例外)，而会随迁徙以讲学、著述等形式传播、影响于异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相互间经注内容之交融。如由北人南的崔灵恩在南朝即拥有一个范围较大的接受群，《南史》本传云“灵恩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都下旧儒咸称重之。助教孔佥尤好其学”，陆诩“少习崔灵恩《三礼义宗》，知南朝不少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崔氏学说之影响。南朝经学家人北，与北方学者亦多所交流，如沈重受周武帝之请，于保定末至京师与诸儒讨论《五经》并校定钟律，又于太学开讲，听者常千余人，此类活动同样有利于促进南北经注内容之交流。
南北朝经注多已亡佚，现存于《十三经注疏》中的佚注又经纂修者改造，非其原貌，因此该时期经注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已很难确考。诸经之中，唯《礼记》注疏尚留线索，此举以为例。
南北朝《礼记》学虽同宗郑(玄)注，但在一些具体问题的阐释上也存有差异。简单说，南人重视义理，在宗郑的同时不废王肃之说；北人解经详实，在专尊郑注、重视文字训诂的同时又好引纬书等。崔灵恩《三礼义宗》之《礼记义宗》即带有较为典型的北学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崔氏带有浓厚北学特色的《礼记义宗》对南朝经学家皇侃的《礼记义疏》影响很大。《礼记正义》中有崔氏、皇氏同者多条，《正义》常用“皇侃用崔氏说”、“皇侃用崔灵恩义”等字样标出，这说明崔、皇之间存在明显的学术继承关系。崔氏生卒年不可考，然在《南史·儒林传》及《梁书·儒林传》中皇侃(488－545)皆列于崔灵恩之后，故其年辈当后于崔，其说承崔氏当无异议。又，唐修《五经正义》时，崔氏《义宗》与皇氏《义疏》尚存，孔颖达等距崔、皇年代较近，故其说当有依据。如此说成立，皇氏对崔氏成果的吸纳即意味着南学在一定程度上对北学的认同与吸收。
北朝治《礼记》最著者为熊安生，《礼记正义》除直接引熊氏说外，还多有熊氏与他人同解之处。统计《礼记正义》所引，其中有熊氏与明山宾、贺埸、沈重同者各一条，与庾蔚之、崔灵恩同者各三条，与皇侃同者十二条，孔颖达一般用“熊氏又解与明山宾同”、“庾氏及熊氏并云”、“熊氏、崔氏并云”、“皇氏、熊氏皆云”、“皇氏、熊氏等云”等句式标出。这意味着诸注疏内容当产生过互相影响。为弄清该问题，此将诸人前后影响之关系略考如下。
据《北史·儒林传》，熊安生“宣政元年，拜露门博士、下大夫，时年八十余。寻致仕，卒于家”。宣政元年为公元578年，则熊安生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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