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屈赋表现出的悲剧色彩，不仅是屈原个人遭遇不幸，理想破灭的悲剧的再现，它还是整个楚国、楚民族悲剧意识的集中体现。楚部族从其建立起，就长期受北方所谓正统王朝的歧视和讨伐，这种歧视和偏见刺伤了楚民族的心灵，促成了民族悲剧意识和忧惠意识的产生。

　　关键词：屈赋悲剧色彩；中原歧视；楚民族悲剧意识
　　
　　屈原作品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究其原因，多数论者认为是屈原不幸遭遇所致，笔者以为这种解释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屈赋表现出的悲剧色彩，不仅是屈原个人遭遇不幸，理想破灭的悲剧的再现，它还更是整个楚国、楚民族悲剧意识的集中体现。我们可以在楚国历史文化中找到这种悲剧色彩的源头，并在屈赋中看到它的彻底爆发。而其中，中原歧视和讨伐挥之不去是最主要的因素。
　　楚部族从其建立起，就长期受北方所谓正统王朝的歧视和讨伐。其历史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殷商时期。楚与殷皆来自东方，应是同族，但楚其时尚为一个弱小部族，在与殷的交往中，常常是遭受欺凌。《诗·商颂·殷武》云：“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维女荆楚，居国南乡。”当时的“荆楚”虽然与后来的楚国所指不同，它“应为泛称地名之辞，商师伐荆楚，指其征伐居于荆棘楚木茂密之地的方国或部族”，但楚国已在其中了。荆、楚为地名，皆含微小之意义。今文家《公羊》、《谷梁》以为贬称。《公羊》庄公十年：“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且荆、楚也本贱木，故芈姓部族以楚为国名后，歧视之义已含其中了。后人也还常抱有此态度，朱熹《诗集传》曰：“盖自盘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挞然用武以伐其国。人其险阻，以致其众，尽平其地，使截然齐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盖谓此欤。”“苏氏曰，既克之，则告之曰，尔虽远，亦居吾国之南耳。昔成汤之世，虽氐羌之远，犹莫敢不来朝，曰，此商之常礼也。况汝荆楚，曷敢不至哉。”在朱熹看来，楚不朝殷，简直是胆大妄为。“况汝荆楚，曷敢不至哉”之歧视语气和态度已极其强烈。
　　第二阶段是西周时期。周初，“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置茅蕝，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国语-晋语》)，当时楚国连盟会都不能参加。周公封有功之臣，“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左传，昭公十二年》)。虽楚也被封以子男之田，但那只是一种形式，实质性的分封是不可能的。中原之人不但称楚为荆楚，还加蛮或夷，而称楚蛮、荆蛮、蛮夷。《春秋》鲁庄公十年(楚文王元年)载：“秋七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注云：“楚辟陋在夷，于此始通上国，然告命之辞犹未合典礼，故不称将帅。”又二十三年，“荆人来聘。”注云：“不书荆子使某来聘，君臣同辞者，盖楚之始通。未成其礼。”他们指的“典礼”、“礼”，当然是周礼，即宗法制度。楚人的制度、言行皆与之不合，故在他们看来是“辟陋”，楚仍是一个蛮夷之邦。到战国时，孟子还骂楚人许行是南蛮鸠舌之人。周王朝统治阶级思想的偏见和高高在上的心理同时导致了南北间几百年不断的战争和对峙。周初，楚人就遭到了征伐。《逸周书·作雒解》云：“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叛，……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史记·周本纪》说：“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索隐云：“昭王南伐楚，涉汉中流而没。”《初学记》卷七引《纪年》云：“(周)昭王十九年。丧六师于汉。”可见昭王南伐，实在是周楚之间一场你死我活的南北战争，结果周昭王丧其六师，连性命也丢在汉江里。昭王这次失败，影响极为深远，以至三百年多年之后，齐桓公率师伐楚，仍以“昭王南征不复”作为借口。昭王之后，继之而起的穆王也曾伐楚，同样遭到惨败。之后周宣王曾大举伐楚，《诗经·采芭》就是歌颂宣王南征的。诗云：“蠢尔荆蛮，大邦为仇。”“征伐獧狁，荆蛮来威。”对楚人的敌对态度显而易见。诗人用极其壮丽的诗句歌颂宣王大将方叔的军威，然而周师最后仍然是失败的。《国语，周语》上说：“宣王既丧南国之师。”韦昭注：“南国，江汉之间也。”《史记，周本纪》也有相似的记载：“宣王既亡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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