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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悲剧意识形成的突出原因。楚自立国以后，历史上无大暴乱，但上层统治者内部夺权的现象，在春秋战国间最为激烈。笔者仅据《史记·楚世家》和姜亮夫先生《屈原事迹续考》中的楚世系图统计，从熊延弑君并代立开始，至哀王被袭杀，有记载的君王共24位，而发生重大变故的君王约有15位，重大事件二十多起，其中发生弑君情况的竟达10次。如果加上《左传》等文献的记载，数字还会更大。此为楚政治上的一大特色，也是它灭亡的主因之一，同时它还为楚人的文化积淀中涂上了一层悲剧色彩。这种由多个因素促成并在民族文化中积淀下来的悲剧意识，在屈赋中表现出来是偶然也是必然的。屈原的家世、身份、地位以及学识等多种因素使他有条件和可能把原本属于民族的东西通过艺术表现出来。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婀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待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姜亮夫先生通过详细考证，认为屈原乃楚武王之后，左徒一职，地位甚显，仅次于令尹。从他们的论述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出几方面的信息：作为楚之同姓，曾任三闾大夫，又“博闻强志”，因此对楚国、楚民族的历史文化相当熟悉；屈原是楚国统治集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政治才能突出，他对楚国当时的处境看得很清楚；他还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精神的政治家、诗人，情感丰富。这些因素使他把整个楚民族沉淀下来的悲剧意识用楚地特有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了可能，而楚国当时不正确的用人和对外策略导致国势衰退的悲剧以及诗人自己的悲剧命运，又使这种可能得以实现。
因为在当时，随着秦国的强大和诸侯局势的变化，内忧外患很快让楚国从神坛跌落。楚怀王是楚民族命运的一大转折点，进入怀王后期，楚人引以为豪的强大成了永远的记忆，噩梦开始。屈原因谗见疏，先后被流于汉北、江南，理想破灭。同时楚国一蹶不振，日趋衰亡。屈原个人的悲剧与国家的悲剧融为了一体，它是属于个人的，也是属于整个楚民族的，这种悲剧更深沉，更典型，因而它更具有感染力和震撼力，可以说它贯穿了屈赋所有篇章。初读屈赋，我们首先被打动的往往是它奇诡的想象，离奇的夸张和艳丽的诗句。稍熟后，就能在它表面热闹和不拘束缚的描述中体会到屈原深深的悲哀。如《离骚》所言：“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舆，”“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抒情主人公总是以凄婉动人，充满无限悲伤的形象出现。一方面担心自己即将老去，不能为国家分担忧愁，另一方面又为百姓生活的艰辛而痛苦流涕。诗人曾“滋蘭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畝”，希望为国家培养人才，但结果却是何其失望和悲伤，“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诗人又上天人地追求理想，诉说痛苦，然帝阍“倚阊阖而望予”，于是诗人慨叹“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即已邃远兮，哲人又不寤。”一切皆告失败，在远游之际又“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诗人运用了瑰丽、丰富、壮观的艺术虚构。在超现实而又更广阔的世界中，进一步展开了尖锐的悲剧冲突。《九歌》相对欢快，但其中人神殊途，其间的沟通和相见的艰难，自然而然地在人们普遍信神的心中投下悲剧的阴影。《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主人公活动的背景显得幽远而凄清，给人荒凉孤寂之感。《少司命》乃男巫迎祭女神之辞，“夫人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苦”?少司命自有美子，而男巫为何又愁苦呢?男巫道出了原因：“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与己“目成”、“新相知”固人生至乐，而“出不辞”、“生别离”亦人生最悲。越是分离越是执着，越是没有结果越是倾注整个生命去热烈地追询。《东君》中的主人公是楚人最尊敬的太阳神，它光被天下，威风八面，本应无忧无虑，可它为什么还会“长太息兮将上，心低侗兮顾怀”?《天问》、《九章》、《远游》等无不让观者心情凝重。故刘彦和《辨骚》云：“《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倚靡以伤情。”“哀”、“伤”之情志，应该说是很准确地概括了屈赋的一大特点。
屈原个人的遭遇固然是造成屈赋悲剧色彩的直接原因，但又决不能仅仅用这去解释它的全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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