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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宣王上距昭王约两个世纪，可知在西周时代，周楚长期对立，并多次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而且胜利者总是楚国而惨败的是周王朝。
第三个阶段是东周。总的说来，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各诸侯国相互征战、兼并最为激烈的时期。他们时而结盟，时而断盟，一时是友，一时是敌，一切皆以自身利益和存亡为前提。但在这纷繁复杂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原各诸侯在春秋时结盟最多，而且多数是为了对付楚国。前680年，楚文王十年，伐蔡，周大夫单伯与齐、宋、卫、郑会于鄄；前678年，楚文王十二年，楚始攻郑，齐、鲁、宋、陈、卫、郑、许、滑、滕之君会盟于幽；前657年，楚成王十五年，齐、宋、江、黄再次会盟，谋攻楚；次年，齐桓公会鲁、宋、陈、卫、郑、许、曹之师进兵攻楚；前632年，晋军七百乘与宋、齐、秦之师破楚军于城濮，次年因郑亲楚，晋与周及齐、鲁、宋、秦、陈之大夫盟于翟泉，谋攻郑。类似的较大规模的盟会还很多，楚几乎都被排除在外。楚的强大造成了威胁是他们结盟的一部分原因，但主要原因应是他们对周礼、宗亲观的看重，他们把北方诸邦国看成自己人，而把楚看成外人加以歧视和排斥。春秋时期的结盟很大程度是出于此种原因。到战国中后期，秦强，已经威胁到中原诸国的安全，楚才成为了他们联合的对象，因为此时生存已经远远比道义重要，但楚更多的是被作为挡箭牌使用。汉以后的许多政治家还持这种偏见。《汉书，严助传》载淮南王上书云：“自三代之盛，胡越不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公羊》僖四年曰：“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夷狄也，而病中国。”这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言“蛮夷喜叛，劳师之役，不如弃之”如出一辙，置夷蛮于中国之外。
通观楚国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原诸国对楚民族基本上是在心理上加以排斥、歧视，在军事上加以全力打击。这种歧视和偏见刺伤了楚民族的心灵，促成了民族悲剧意识和忧患意识的产生。它也大大地刺激了楚民族，特别是楚国的上层人物，使他们在心灵受创伤之时，更加热爱祖国，以坚决的态度和更强的实力去征服诸国，以此来对抗中原的歧视，楚人自称蛮夷也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同时这也激发了他们的斗志和不服输、勇于开拓进取、想象的品质。楚民族构建的楚文化元可争议地成了长江文明的核心，它显示出了自己独有的风格：博大的包容精神，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思辩怀疑和否定批判的精神，超越规矩的创新精神及铺张扬厉的感情色彩。“总而言之，这是精神文化方面的楚式、楚派、楚风。”而这无疑是屈赋艺术精神得以生存的沃土。
如上文所述，楚从其发祥开始，就被自认为是正统的中原国家歧视。周人甚至认为楚人“非我族类”，把他们排斥在中国人之外，且屡加侵伐。南北两个政权对峙几百年，也相互争斗了几百年。这对整个楚民族的心理、精神影响是巨大的，它严重地挫伤了楚人的自尊心，也激发了他们的民族忧患意识。这种长期的民族忧患意识在楚民族的集体意识中逐渐地沉淀下来。楚强，从守燎人一跃而成霸主，调令诸侯，问鼎中原，楚人曾为此欢心鼓舞。但中原仍抱偏见，联合侵犯随时发生，以至于楚武王自称蛮夷以抗中原。这可以说是楚人的愤慨之语，也折射出楚人自尊心备受打击后无可奈何的心绪。楚人极力推崇祝融、鬻熊等先圣，屈原也把祖先推到高阳氏，这或多或少可以看作是楚人对心灵备受打击的补偿。它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楚成王何以因“夔不祀祝融、鬻熊”而灭同姓之国了。《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晋大夫栾书的话：“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于民生之不易、祸至之无日、戒惧之不可怠：在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于胜之不可保护、纣之百克而卒无后，训之以若敖、蚧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从中可以窥见楚人在卓绝的创业、光辉的战绩深处，有幽深沉重的忧患——悲剧意识的闪动。 楚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激烈也是促使楚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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