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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正而后可治其意”。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性与情的问题上，王夫之认为：“情者，性之端也。循情而可以定性也。”即情是性的表现，是由性发出来的端倪。只有善于因人之情加以引导，便可以使“善端见而继之不息”，达到“定性”的效果。但是这种所循之情并非浮夸之情，而应该是经过诗歌、音乐等艺术文饰和陶冶的。有助于坚定志向、保持气节的真挚之情。“圣人达情以生文，君子修文以函情。琴瑟之友，钟鼓之乐，情之至也。”“古之善用其民者，定其志而无浮情。”可见，王夫之理想人格中的情、志、性是三位一体的，也是层层递进的。循情可以达情、达情可以定志、定志可以养性，进而成性，俨然一幅情、志、性全面发展，真、善、美高度统一的和谐画卷。大丈夫性情在这里得到了空前的升华。
(三)确立了“裁成辅相”、“与天争胜”的自我主体意识
“天命之谓性”。自觉地遵守封建统治秩序，达到“天人合一”是传统儒家理想人格对人的期许。人的主体意识在无形之中被消解了。是王夫之的理想人格在批判地继承这一思想的过程中让人重新找回了自我。在他眼中，所谓的天命仅仅只是自然规律，并不能覆盖人所有的性。相反，“唯循理以畏天，则命在己矣。”人只要在“相天”(效法天道，顺应趋势，遵循规律)的基础上“竭天”(充分发挥自然赋予的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就一定能够“与天争权、与天争胜”，达到“造命”(掌握、改变自己的命运)、胜天的目的。而且人人都可以造命，“修身以俟命。慎动以永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在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过程中，人“自取自用”，不仅改造了自然。而且也认识、改造了自我，发展、完善了自我的德性与本质。实现了自我的价值。所以，王夫之极力反对“任天”无为的消极行为。弘扬人类积极的自我主体意识。一方面他斥责放弃主观努力。认为软弱乞求“天”的怜悯，被动仰望“天”的恩赐的人是“无以为人”的，是“与禽为嬉，与鱼为泳。与土为委”，甚至是“与死为灭”的；另一方面他在对价值目标的规定当中和对大丈夫性情的培养当中。强烈地突出了人的自我主体意识。“志之自主者。人也。”“我者德之主。性情之所持也。”人的自我主体意识由此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二、王夫之大丈夫理想人格对传统主流理想人格的解构
王夫之大丈夫理想人格在批判地继承“圣人”主流理想人格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其的突破与发展，在理论基础、价值观念、理想归宿三方面形成了解构。
(一)理论基础上：实现了从“服天从命”到“相天造命”的突破
传统的理想人格以“齐修治平”为核心内容。以“天人合一”为理论基础。在这种理论语境下，上天、君王、臣民是三位一体的，是依次从属的关系。天对人是有着绝对统治权的。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必须服天从命。这等于是从理论上堵塞了理想人格下移的通道，将其束之高阁，让人无法企及。敬而远之。因为。人们受到了天和君的束缚，权利和行为空间是极其有限的，根本无法在完全意义上实现“齐侈治平”。因此，传统的理想人格只能是一种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的超理想的圣人人格，追求这种人格的心性修养也只能带来人们的“致虚守静”少有作为。
王夫之从唯物论的角度，划分了“在天之天”(即自然界共有的规律)和“在人之天”(即人可以认识和改造的世界)。并强调了“君子以人事而言天”。这一方面在继承传统的服天从命(此处仅指遵循自然规律)基础上从理论上解构了“天”的神秘力量和“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宿命论：另一方面也将“裁成辅相”的焦点转向了人应当认识和改造的世界。为“以身任天下”提供了理论空间和智力支持。这实际上就是告诉人们天道无为，而人道有为。因为。“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容知，人天下之声色而研其理者。人之道也。”人们只要拿出“无审虑却顾”的“大勇浩然”之气。“有一日之生，则尽一日之道”，对天进行“裁成辅相”。“与天争胜”，就一定能够创造一个人化的自然界。进而造命、胜天。王夫之把人在实现自己最终目的的过程中不得已假借的“天”的主体地位颠覆成为人的挑战客体。将“人定胜天”的思想提高到了世界观哲学的高度，有力地解构了传统圣人理想人格“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理想人格回归平民的理论枷锁终于被打碎。
(二)价值观念上：实现了从社会价值到个人价值的突破
传统理想人格的重心在于强调一种社会担当，偶有一些“修身、齐家”的自我关照，也不过是在为“治国、平天下”打基础。人的社会价值在这种理想人格中得到了重视。但人的个人价值却在其中被边缘化了，甚至于走向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完全沦为了一种工具理性人格。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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