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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尊严、价值和自我实现。开始变得丰满、健全起来。就这样。王夫之的理想人格在批判之中弥补了先前儒家理想人格的不足。莫定了后儒学时期“寻根人格”的发展基础，使儒家理想人格获得了重生与发展。
(二)在潜移默化中锤塑了近代理想人格
王夫之理想人格对于近代理想人格的贡献在于提供了解构方法论、昭示了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发出了践行理想人格的现实诉求。在方法论上，龚自珍、魏源、梁启超对理想人格的锤塑和王夫之一样，是从解构人格发展的枷锁——天命开始的。他们不再把天(自然)理解成超人的主宰(神)、或者终极的道德性存在(天理)，以及这两者的混合“天命”。而是分别主张：“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造化自我”；“放明夫天演之公理者，必不肯弃自力不用而惟命是从也。”这是对天命的坚决否定。更是对人的自我主体意识的高度弘扬。这种自我并非没有情欲的圣人之我，而是得到了“欲的肯定和私的主张”，有着“立人之大节”、“治世之大端”，可以“各因其性情之近而人才成”。人人都可有现实作为的平民之自我。只不过，龚魏主张“慨然有经世之志，视兴利除弊为己任”，是一种英雄豪杰行为：梁启超则主张国民通过行使选举权来实现政治参与。且将对国家作出贡献的所有行为纳入到了“身任天下”的范畴。使之更加职业化、多元化、大众化，是一种公民行为。但无论是龚魏的英雄豪杰人格，还是梁启超的公民人格，都传承着王夫之理想人格中“身任天下”、“达情养性”、“与天争胜”的基因。在价值目标、性情、主体意识上存在着一脉相承的流变。但王夫之理想人格于近代理想人格影响绝不止于此，只不过近代理想人格“实启于龚魏”，发展于梁启超。三人的理想人格更具典型性而已。其实，构建近代理想人格的一些积极因子，如严复“群己平衡”的主张。谭嗣同“不知无人欲。尚安得天理”的控诉，邹容“独立不羁之精神”的呼吁，陈独秀对新青年“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的要求等都是对王夫之理想人格的借鉴。王夫之理想人格于近代理想人格的构建功不可没。
(三)在范式规范中启迪了现实人格发展
正如希尔斯认为的。“当一项传统处于一种新的境况时。人们便可以感受到原先隐藏着的新的可能性。”王夫之大丈夫理想人格的确立。不仅宣告了传统理想人格的崩解，开启了近代理想人格的重塑，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人自身的现代化建设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因势利导地发展自我。要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不仅要确立人的主体地位，更要确立人的终极归宿地位。所以。一切工作的开展都必须以人为本。即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动力。并结合实际，因势利导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要培养人自我启蒙、自我规范、自我完善的理性追求，也要鼓励人们积极入世，主动肩负起作为人所应有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出自我应有的社会担当。以从中实现人的自我体验和自我超越。二是权利义务并重。个人与社会和谐发展。在人们厌倦了过多社会担当的义务性付出的今天，集体主义社会价值观念的塑造不应是过去缺乏权利赋予的义务性付出，而是应该建立在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利得到进一步追加，生存和发展权利同步发展。物质和精神需求同时满足的基础上。必须让人们充分感受到获得权利的满足感和个人价值得到尊重与实现的成就感。只有这样，个人的发展才会自觉地成为一个融个体生命自然过程和社会实践历史过程于一体的和谐过程，个人和社会才会得到同步和谐发展。王夫之理想人格并非完美，但其在今天依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原因就在于其为现代理想人格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永恒的范式。即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统一，理想追求与现实行为相统一，自身关怀与社会关怀相统一，内在欲求与文化设计相统一。正是这一切，让其“对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有着持久的魅力，甚至在今天，仍然是共产主义中国价值观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王夫之大丈夫理想人格达到了中国传统理想人格的最高水平。尽管由于受阶级、时代、思想等局限所致，其离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新人格还有一步之遥，离现代人的全面发展也是相差甚远。但仅仅那种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存在价值的人文情怀和为人的全面发展、全面人的发展提供的现实路径就足以莫定其在中国理想人格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上一页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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