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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夫之看“温柔敦厚”的诗教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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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43: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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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涵养性情）、从政（通达事物情理）、交往（使于四方以《诗》专对）等方面的功用。据《论语·述而》记载，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朱熹《论语集注》解释说：“人之德性本无不备，而气质所赋，鲜有不偏。惟圣人全体浑然，阴阳合德，故其中和之气见于容貌之间者如此。”可以说，孔子的中和气质就是温柔敦厚。
温柔敦厚是一种性情中和的基调，不是对人的性情的单向度的规定，不妨碍性情中其他因素的多样呈现，这正如王夫之所说，温柔、敦厚是情之和、情之固。情之和偏重于外在的精神风貌，情之固偏重于内在的人格底蕴。
二、从温柔敦厚到温厚和平
温柔敦厚的《诗》教观提出后，在从六朝到唐以前这段时间，并未得到大力张扬。难怪王夫之在评江淹《爱远山》时说：“夕秀初含，朝华已启，庶几温柔宽厚之旨，旷百世而嗣音矣。”（《楚辞通释》卷十四） 江淹（444-505）生活的年代，仅距汉末就已二百多年，距屈原的时代则更远。梁简文帝萧纲有一段名言：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这段名言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六朝时期文艺的主流观念，与温柔敦厚即便不相反，也是相左的。可惜的是，萧纲所处的齐梁时期的诗并未因此而真正繁荣起来。
但正因为温柔敦厚有着广远深厚的思想渊源和基础，后世在诗歌评论与创作方面才总会有所响应。宋代以降，温柔敦厚常被表述为温厚和平。北宋张载认为，置心平易，从容涵泳，然后可以言诗，求《诗》者贵平易，不要崎岖求合，盖诗人之情性，温厚平易老成，诗人之志至平易，故无艰险之言，大率所言皆目前事，而义理存乎其中。[1]他所说的温厚平易，既是对作者气质情性的指认，也是对读者的心态或心境的要求。朱熹《论语集注》对孔子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加以解释：事理通达，而心气和平，故能言。此外，他说：古人情意温厚宽和，道得言语自恁地好”。（《朱子语类》卷八十） “《诗》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其言温厚和平，长于风谕。故诵之者，必达于政而能言也。”（《论语集注》卷七） 温厚宽和、温厚平易与温厚和平是一个意思，温厚是温柔敦厚的缩写，和平可谓中和、平易，中和即中庸，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平易即心平气和、从容大度。与温柔敦厚相比，温厚和平并未附加多少政治方面的影响，不过是强化了作者心气平易、艺术表现方式的中和、读者因从容涵泳而自得等方面的因素，与宋代梅尧臣、欧阳修等人提倡的平淡诗风相因应。温厚和平的观念，虽与现实政治有或隐或显的关联，但主要是张载、朱熹等人在学理和诗艺的立场上有所自得的结果。尽管其中有浓重的理学气息，但却基本上承传着抒情传统，是自觉的，而非被动、压抑的。
《易·系辞下传》有言：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王夫之《周易内传》解释说：易，平也，易其心，不以极喜极忧而迫于言也。其《周易外传》又说：其心易者其辞易，故《书》简而直，《诗》至而和。“至而和”即至和，谓和顺温厚之至。易其心而后语，可以说是后世诗心宽和、平易观念的较早的思想渊源，而《中庸》则为温厚和平提供了较充分的理论依据。在元、明、清时期，揭傒斯、高棅、李梦阳、胡应麟、胡震亨、陆时雍等人都在具体的诗歌评论中运用温柔敦厚的诗教观，使之与审美的艺术精神渐趋融合，他们常用优柔、柔厚、忠厚、温厚和平、优游敦厚等词语评诗。这些词语是从温柔敦厚中派生出来的，切近具体的评论对象的思想与艺术特征，随所用而在意义上略有差别。如胡应麟《诗薮·内编》说：《国风》、《雅》、《颂》，温厚和平；优柔敦厚，周也。这里所说的温厚和平可能偏重于文体风格特征，优柔敦厚则是指时代风格，其间的意义差别不明显。
三、别开生面——王夫之的诗教观
王夫之以博古通今的方式继承了温柔敦厚的诗教观，较充分地吸取历代审美诗学的理论成果和艺术精神，赋予诗教以丰富的审美意义，推崇委婉含蓄，反对直露促迫的诗风。他说：“微而婉，则《诗》教存矣。”（《诗经稗疏》卷一） “可以直促处且不直促，故曰温厚和平。结语又磬然而止，方合天籁。”（《古诗评选》卷五 谢灵运《道路忆山中》评语） “盖诗自有教，或温或惨，总不可以赤颊热耳争也。”（《古诗评选》卷二嵇康《酒会》评语） 这几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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