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从王夫之看“温柔敦厚”的诗教观 |
 |
时间：2009-7-24 13:43:59 来源：不详
|
|
|
段评语主要是从诗的艺术表现方式上立论的，从中可以看出：温厚和平与委婉含蓄、从容不迫并无二致，以这样的方式抒写喜怒哀乐，是诗教的应有之义。温柔敦厚原是就《诗》教陶冶性情的效果而言的。张载、朱熹等人把温柔敦厚的尺度从效果立场扩展开，兼顾作品、作者和评论家。如朱熹《诗序辨说》对毛诗《小序》把诸多诗篇解释为美刺时君国政的作法不满，认为“其轻躁险薄，尤有害于温柔敦厚之教”。王夫之也把温柔敦厚的尺度运用到诗的各个环节或领域中。他认为诗的关键不仅在于写什么，也在于怎么写。所以，他非常注重诗的艺术表现方式，将其视为诗教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坚信诗的艺术价值与诗教是相辅相成的。
本着温柔敦厚的尺度，王夫之对出自杜甫的“健笔纵横”说加以抨击，他说：“……故闻温柔之为诗教，未闻其以健也。健笔者，酷吏以之成爰书而杀人。艺苑有健讼之言，不足为人心忧乎？况乎纵横云者，小人之技，初非雅士之所问津。”（《古诗评选》卷五 庾信《咏怀》之《日色临平乐》评语） 杜甫《戏为六绝句》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以此对庾信晚年的创作成就予以高度评价，不赞成人们对庾信所作的“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亡国之音”和“词赋之罪人”等指责。在王夫之看来，庾信情较深，才较大，晚岁经历变故，感激发越，遂弃早年为宫体所染的习气，偶尔狂吟，抒其悲愤，初不自立一宗，却无端为杜甫所推崇，被誉为“清新”、“健笔纵横”，被后人竞相仿效。王夫之并不一概反对清、新、健，他反对的是有违温厚平易、和缓迂回之旨的“趋新而僻、尚健而野、过清而寒、务纵横而莽者”。他也不反对健讼之言，只是不希望诗如同讼言。 王夫之何以近乎偏激地批评“健笔纵横”说、担忧艺苑有健讼之言呢？除了政治方面的考虑（如他不希望诗人因“健笔”而受迫害）外，主要是因为他要维护诗的相对独立性或审美与艺术特质。杨慎说过，六经各有体，《诗》以道性情，“若诗者，其体其旨，与《易》、《书》、《春秋》判然矣”(《升庵诗话》)。与此相应，王夫之认为诗不能容纳、担当一切，“如可穷六合，亘万汇，而一之于诗，则言天不必《易》，言王不必《书》，权衡王道不必《春秋》，……断狱不必律，敷陈不必笺奏，传经不必注疏，弹劾不必章案，问罪不必符檄，称述不必记序，但一诗而已足。既已有彼数者，则又何用夫诗？又况其离经破轨，率尔之谈，调笑之说，咒诅之恶口，率以供其纵横之用哉！”（《古诗评选》卷五）在明清之际，文章体裁齐全，文艺门类丰富，仅纯文学就已形成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等较完备的系列。诗与其他体裁的文章各有所长，各尽其能，在表现方式、风格、功能等方面基本上不能混淆或替代。时过境迁，诗不可能也没必要像先秦时期的《诗》那样承担政教或实用的诸多功能。那些功能并未完全失落，但终究不是诗的天职。人们乐于用审美与艺术的眼光看诗，但文学中的其他门类也具有很高的审美与艺术价值，而且大多比诗更通俗，更有娱乐性。诗在回归自身、彰显本色的同时似乎也面临种种危机。诗歌创作的衰微之势由来已久，“时诗”、“恶诗”层出不穷，诗坛的不良风气此起彼伏，诗在很多人心目中的地位及其实际影响似乎微不足道。在这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境遇中，诗的独特魅力与效能究竟是什么？诗如何具备和发挥独特的魅力与效能？王夫之既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他重申诗以道性情的古训，推崇审美情感和审美感兴，以乐论诗，强调诗的委婉含蓄、优柔和缓的表现方式及艺术特性，把陶冶性情视为诗的首要功能，把温柔敦厚纳入诗歌艺术美学的轨道。
有论者认为，中国尽管有“阳刚”、“大美”、“风骨”、“雄浑”，但由于这些都被囚禁在“温柔敦厚”的规范之中，其“雄浑”范畴当然不可能走向“反抗挑战”、“野蛮”、“粗犷”的西方式崇高，而只能走向偏于平和敦厚的柔美。[2]也有人说，温厚和平是对不平之情的压抑，优柔敦厚是在长期专制淫威下形成的顺从、软弱的性格。这些看法都是既有一定道理又失之偏颇。王夫之的观点可以加深我们对有关问题的理解：“《小雅》《鹤鸣》之诗，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三百篇》中创调也。要以俯仰物理而咏叹之，用见理随物显，唯人所感，皆可类通；初非有所指斥一人一事，不敢明言，而姑为隐语也。若他诗有所指斥，则皇父、尹氏、暴公，不惮直斥其名，历数其慝，而且自显其为家父，为寺人孟子，无所规避。《诗》教虽云温厚，然光昭之志，无畏于天，无恤于人，揭日月而行，岂女子小人半含不吐之态乎？《离骚》虽多引喻，而直言处亦无所讳。宋人骑两头马，欲博忠直之名，又畏祸及，多作影子语，巧相弹射，然以此受祸者不少。既示人以可疑之端，则虽无所诽诮，亦可加以罗织。”（《姜斋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