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知，章氏认为老子主张积极入世，参与现实政治活动，而庄子则游离于现实之外，主张万物各得其所，逍遥自在。历来老庄合称，为何两人有差异呢？章氏解释个中原因说：“庄在老后，政治之论老子已足。高深之论，则犹有未逮，故庄子偏重于此也。” [24]章氏认为老子主要着重于政治思想，哲理上有所欠缺。庄子之论则多偏向于哲学思考。同时，章氏认为庄子个性“其气独高”，所以“不欲以老子之权术自污也。”
　　章氏认为法家人物韩非、李斯学说“实道家之变”[25]，尤其是韩非《解老》、《喻老》两篇更是诠释老子思想的最佳作品。前期法家人物管仲、申不害、商鞅都是吸取了老子之学。老子与法家都主张专制。
　　此外，章氏还将老子思想与墨子、孔子作比较。如关于老子“不尚贤”和墨子“尚贤”[26]，老子、孔子、墨子三家都崇尚节俭，老、孔均排斥鬼神，诸如此类几家思想的比较不一而足。
　　总之，章氏都是在先秦诸子文化的大背景下，以长时段的眼光审视老子思想，注意各家学说的比较、联系的考察，从而更深入地理解老子与其它诸子学说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这种广阔的学术视野是章氏老学研究中的一个优点和贡献。
　　
　　四、强烈的现实关怀
　　
　　章氏被称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在清末民初，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因此他的治学就难免有为革命服务之意存在于其间。他说：“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不足以立国，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27]应该说，章氏研究老子，也受到当时时势的影响，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他在《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的演讲中再次论述了学术与现实的密不可分：“文明野蛮的见，最不容易消去。无论进化论政治家的话，都钻在这个洞窟子里，就是现在一派无政府党，还看得物质文明，是一件重要的事。何况世界许多野心家。所以一般舆论，不论东洋西洋，没有一个不把文明野蛮的见横在心里。学者著书，还要增长这种意见，以至怀着兽心的强国，有意要并吞弱国，不说贪他的土地，利他的物产，反说那国本来野蛮，我今灭了那国，正是使那国的人民获享文明幸福。这正是尧伐三子的口柄。不晓得文明野蛮的话，本来从心上幻想出来。只就事实上看，什么唤做文明，什么唤做野蛮，也没有一定的界限，而且彼此所见，还有相反之处。……文明野蛮的见解，既先打破，那边怀挟兽心的人，到底不得不把本心说出，自然没有人去从他，这是老庄的第一高见。……唯有把佛与老庄和合”，才是“救世应物的第一良法。”[28]这段话以庄子为主，兼及老子，明确批判了现实中所谓的文明和野蛮，要求以老庄思想消除这种文明、野蛮概念。无疑，这是针对当时章氏所处的外部环境立论的。
　　章氏论老子具有现实针对性还表现在论述老子与孔子之间的关系。他在早期探讨孔老关系时说：“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本师，而惧老子发其覆也。”[29]这种孔老关系“令人联想到康有为如何对待廖平，以及戊戌后他对梁启超自立门户而无可奈何的‘近典’”。[30]这是章氏针对其论战对象康有为而言的。又如章氏一方面认为“老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