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论 |
 |
时间：2009-7-24 13:44:12 来源：不详
|
|
|
得之斯为德，履之斯为礼，诚之斯为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一再的强调了仁德之重要。说明“德昭者嗣，道怠者夺”、“非德不树”的道理。
可见永贞革新失败以后。柳宗元未放弃追求仁政的主张，为了唐朝的长治久安，虽身在贬谪，甘冒生命之危险。仍献上《贞符》给宪宗皇帝。表明其“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无所憾。用是自决”的良苦用心。且极力批判屋来大儒的天人感应观点。而力扬“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与仁、德、圣人之道相连结，实有其积极的进步意义。就其理论而言之，“受命不于天，于其人”，即是“受命于生人之意”，而与“受命于天”相对立。亦即是强调君权人授，取代君权天授用现实的世俗学说。取代幻想的神权神话。也就是其所谓的“势”。他曰：“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在这里。所盲的“势”即是“生人之意”，是由众人之愿望所造成的客观趋势。柳宗元藉“势”之范畴以解释历史之演变。指出封建制度历经唐虞三代皆未能废除，是由于形势所不允许，秦以后设置郡县制以取代封建制，也是历史趋势发展之必然。这种势的进步史观。是承继荀子“治乱非天也”的思想。对于主张帝王受命于天及符瑞的君权神授思想。予以无情之批判，确有振袭发睛之效。然而“生人之意”。纵使是人民之意愿。但未论及对人民之权利义务之具体保障，因此也无法对帝王产生现实之约束力，仁政也成为帝王对人民之恩赐。人民之权利仍无法获得充分的保障，因此，“受命于生人之意”，未免流为空洞之理论罢了。或许是柳宗元囿限于时代之民主知识水平，而未能注意及此吧!
对于汉代儒者所编纂的《檀记》之《月令》，以宣扬“天人感应”的谬论，柳宗元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曰：“《吕氏春秋》十二纪。汉儒论以为《月令》，措诸《檀》以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气，以遣寒暑之序，类其物宜而逆为之备，圣人之作也。然而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观《月令》之说，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离圣人之道，不亦远乎?”。其意以为《月令》中说，一年有十二个月，分七十二候，以此推测太阳之运行和气候之变化。依四时寒暑。五行相生之序，以作为政令措施之准则。如春夏行赏，秋冬施刑等等。
于此，冯友兰曾指出：《月令》是科学和宗教迷信的产物，柳宗元明确的区分了二者。其科学方面，以为是圣人之道，现行至今之农屠即承继下来。至于其迷信方面。则应批判。所以柳宗元特别的强调指出。圣人之道不在推天引神。而在谋求利人备事。至于政令之措施。本当有“有俟时而行之者，有不俟时而行之者”之别，如农业之生产活动。固须有待于天时，以适应自然界之季节变化；而人类之社会活动。如举贤与能。严明法制等，则与之无关矣!否则：“使秋冬为善者。必俟春夏而后赏，则为善者必怠；春夏为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后罚。则为不善者必懈。是驱天下之人人于罪也”。可见以天人感应为理论根据。来作为政令刑罚之措施，是不切实际的。
若盲目的效法天行。而必赏以春夏，刑以秋冬，以为“反时令则有飘风、暴风、霜雪、水潦、大旱、沉阴、氛雾、寒暖之气，大疫、风款、鼽嚏、疟寒、疥疠之疾。螟蝗、五谷瓜瓠果实不成，蓬蒿、藜莠监兴之异。女灾、胎天伤、水火之讹，寇戎来人相掠、兵革起、道路不通、边境不宁、土地分裂、四鄙人堡、流亡迁徙之变”等等天罚。则元异是胡诌瞎的“瞽史之语”罢了。其实天是毫无意志的，他又日：“或者乃以为雪霜者。天之经也；雷霆者，天之权也。非常之罪，不时可以杀，人之权也。当刑者必须时而杀，人之经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霉霜者。特一气耳，非有心于物者也。圣人有心于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发丽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岂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举草木而残之，草木岂有非常之罪也哉?彼岂有惩于物也哉?彼无所惩，则效之者惑也。”这就是说明了冒霆雪霜。不过是阴阳之气所化生的自然之物，非有意识而有心于物者，而木石无知无罪。亦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而有意识者唯人。鼓吹着顺时得天，企图以受命于天。饭藉代天行使赏罚之美名，于刑以秋冬的谬论之外，复加以经、权之说。以遂其刑戮人民之目的。在此柳宗元又明白的揭示了其天人相分的观点。天道只不过是无意识的自然之变化，而人类之社会活动才是有意识的作为。彻底的划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