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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制代替。但是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深入，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出台后，同盟会在商讨政府组织方案时，孙中山等人极力倡导美国式的总统制，“惟宋始终坚持内阁制，中山先生力持不可，黄亦劝宋取消提议，宋不为所动。”宋教仁之所以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制，不仅是因为他对时局的洞察，而且与他一贯坚持的民主共和理念息息相关。在宋教仁看来，在一个民主国家里，“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而且就同为民主制的总统制和内阁制而言，内阁制有总统制没有的优点，因为“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选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变易之，必致摇动国本”，所以“此吾人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责任内阁制的提出。表明宋教仁不仅对宪政精义有着深刻的了解，而且他的这一主张也出自他对当时中国实际情况的考量。
革命党人的起义虽然取得了成功，但是革命成果大都落人旧官僚手中。对于当时的这种现状，宋教仁曾经为自己未能领导武昌起义，“致使大权落入黎元洪之手而悔恨不已，后来他极力劝黄兴在南京开辟新天地，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的初期又积极策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他自己担任执政，其目的都是为了削弱黎元洪的影响，挽回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失去的权力”，所以宋教仁极力倡导责任内阁制，目的就是“使中央政府的实际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但在当时，宋教仁的主张却遭到了大多数同盟会会员的反对，终究没能成功。虽然如此，在革命党人确定袁世凯将出任大总统时，在随后起草颁行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里，政体形式正式采纳了责任内阁制，此举目的就是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使民国免于袁世凯个人独裁专制之统治。
1912年3月lO日，袁世凯在出任大总统后，就任命了以唐绍仪为内阁总理的首届国会。唐绍仪内阁中，“其实权如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都清一色地掌握在袁记人物手中。”因此当唐绍仪要行使约法所赋予的权力时，处处遭到袁世凯的掣肘，最后只能“挂冠而去”。唐绍仪内阁倒台后，陆征祥受袁世凯之命，又组成了阁员超脱党派的“超然内阁”。这两种内阁，在宋教仁看来，皆是“有责任内阁制之名，而无责任内阁制之实”，而且，由于唐陆内阁均非政党内阁，因此免不了“党见纷歧，心意各别”，“人自为战，互相掣肘，不复成为有系统、有秩序之政见”，以致“民国虽成立，然破坏未及，人心上之旧习未能乘势革除，譬犹疮毒尚存，遂投以生肌之药，必不能痊愈也”，因此“为今之计，须亟组织完善政府”，而“欲政府完善，须有政党内阁。”需要指出的是，政党内阁的主张，宋教仁早在辞职之后于1912年7月21日在同盟会内部发表的演讲中就已提出。宋教仁在当日演讲中说“本党对于统一临时政府内阁，已决定，如不能达政党内阁，宁甘退让；如可改组政党内阁，虽他党出为总理，亦赞助之。”可见，对于政党内阁，宋教仁早已有此想法。而且，我们可以看出，宋教仁所主张的政党内阁，绝非同盟会或国民党之政党内阁，而只是主张内阁需要由国会中占多数的政党组织而已。
从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知，宋教仁政党内阁思想的提出，决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从责任内阁制到政党内阁制的转变过程。政党内阁的提出，一方面。是他内心的民主法治信仰之使然；另一方面。是他不满民国建立以后，内政外交均乏善可陈，急欲改变现状，实现民国共和富强而提出的大胆设想。只可叹，他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却不是一个优秀的政客。在国民党国会选举大胜，踌躇满志赴任之机，只落得个“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凉结局，而政党内阁也成了明日黄花。 二、独立的行政裁判制度
行政裁判。现在一般都称为行政诉讼，“又称司法审查，是对行政行为的一种法律监督制度，对于相对人而言，行政诉讼则是一种行政法律救济制度”。就渊源而言，专门的行政裁判制度最早兴起于法国。18世纪的欧洲是一个思想极为激荡的年代，作为启蒙思想发源地的法国，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在法国大行其道。孟德斯鸠所倡导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思想当时就已深入人心。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当时的法国政府为了实行严格的权力分立，防止三权之间的相互干涉，尤其是为了防止司法对于行政的干涉，特别设立了行政法院以处理行政诉讼，从而开创了行政法院的先例。相比之下，就中国来说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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